罗富弟，又名罗俊英，１９０５年６月生于福建省福安县松罗乡满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三。罗富弟少时由于家境贫困，小小年纪便上山放牧砍柴、下地干农活。他机智勇敢，是村里的“孩子王”，而且聪颖好学，一有空闲便去村中私塾偷听先生讲课，千方百计读书识字。父亲发现后，感触甚深，一家人咬紧牙关送他上学。由于家境贫困，他很快又辍学了。
１９２９年，闽东已有了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在外就读的进步学生也在假期返乡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罗富弟的堂舅、中共党员马立峰等人以算命、占卜、看风水作掩护，来到牛落洋进行革命活动。他们走村串户，白天“行占”，夜里讲书，借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罗富弟在这里受到了启蒙和引导，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同年秋，遵照马立峰的指示，罗富弟在村里组织起一个五人秘密小组，其中包括他的弟弟罗其英，开始学习《新青年》等革命书刊。
１９３０年冬，这个小组的三个成员罗富弟、罗峰霖、罗啼弟，由马立峰、张宝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成立了党支部，由罗富弟任书记。从此，罗富弟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
１９３１年４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遣富有农民运动经验的邓子恢到福安巡视工作。他和马立峰等人一起在溪柄一带发动抗债、平粜斗争，组织农民协会。罗富弟等人积极投入这场革命运动。他们经常在夜晚翻山越岭来到溪柄，亲聆邓子恢的教导，天亮再赶回去，并根据邓子恢的指示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斗争。
１９３２年秋天，闽东水灾泛滥，许多良田颗粒无收。福安党组织提出了“不给地主土豪绅交一粒谷子”的口号，在全县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秋收斗争。罗富弟领导的岭面一带的农民，也组织了农民协会、抗租团、农民自卫队，掀起了抗租抗税的高潮。
１９３３年，闽东进入了建立革命政权的阶段。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孟尾树建立了岭面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处，任命罗富弟为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共福霞县委委员。２月，岭面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罗富弟当选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罗富弟的领导下，岭面区建立了警卫连、团区委、妇女工作科、工艺会、互济会、少先队等组织。同年３月，中共福霞县下西区委（又称柏洋区委，在霞浦县境内）成立，罗富弟调任区委书记。
随着闽东苏区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分田运动也全面展开。罗富弟根据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制订的分田大纲，在分田运动中以村为单位，第一步依靠贫雇农（即贫农团）进行“划阶级”，先在党内进行讨论，而后由村苏维埃主持召开评议委员评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第二步按照分田政策分田地，插牌子，最后召开庆祝分田胜利大会，烧田契，为闽东的分田运动创造了经验。这一时期，罗富弟还以商人身份在福安、政和、宁德、屏南、古田等地筹划经费，置办医院、工厂所需的物资，为闽东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１９３４年冬，闽东苏区遭到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刀会、民团的大规模“清剿”，苏区范围日益缩小。在强敌面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于１９３５年１月在福安洋面山召开会议，做出了“跳出包围圈，变苏区为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１９３５年初，罗富弟被调往周墩和张与腾、张华山等人一道发展新区。４月，中共周墩县委成立，罗富弟任委员。１９３６年８月，罗富弟接任周墩县委书记。在周墩期间，罗富弟与周墩县委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建立健全了周墩各区区委和各村支部，壮大了党的力量。此外，还相继建立了游击队、赤卫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组织。
周墩游击区的建设，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从１９３６年起，国民党军队多次向周墩发动军事“清剿”，妄图摧毁周墩游击区。面对敌人的“清剿”，罗富弟等县委领导人卓有成效地组织开展周墩地区的反“清剿”斗争。
在敌人“清剿”期间，县委指示各村党支部率领党员、干部、贫农团积极分子破坏敌人的电信通讯。在漆黑的夜晚，他们砍倒电杆，割走了电话线。敌人再架，他们再砍，使敌人的电信通讯陷于瘫痪。国民党“清剿”部队进入周墩后，各地的地主趁机反攻倒算，造成了“地主粮满仓，农民日食难”的景况。罗富弟等县委领导人即分头组织群众开展破仓分粮斗争。各村群众在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经常夜击地主粮仓，开仓分粮，既解决了农民群众的粮食困难，也为红军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为了破坏敌人的保甲制度，罗富弟让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用假姓名、假年龄以及假分家等方法，参加敌人的户口登记，从而被编入保甲；再发动群众选举这些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为保甲长，从而掌握了基层政权，以“白皮红心”的方式，获得敌情，破坏敌人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掩护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活动。
罗富弟还带领周墩的游击武装，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打击敌“清剿”部队。有一次，他派人分三路向敌人“告急”，说是红军在梧柏洋山上，结果玛坑民团、咸村驻兵、周墩保安队三面围上了梧柏洋山。罗富弟亲自带领游击队员在上森林里东几枪西几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敌人未弄清虚实，盲目开战，三路敌军互相打得难解难分，死伤无数。罗富弟等县委领导人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度过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１９３８年２月，闽东红军主力整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奔赴皖南抗日前线。特委留下罗富弟、张华山等一批干部和一支３０多人的武装，回周墩一带坚持斗争。他们改名换姓，隐蔽在梧柏洋、碧岩、茶广一带领导革命斗争。不久，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重新确定闽东特委组织，任命罗富弟为委员，继续兼任周墩县委书记。３月底，罗富弟与张华山在周墩炉里村主持召开区委和农村支部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有关抗日的方针政策，会上提出三大任务：（１）广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２）巩固党组织，慎守秘密，不打土豪，对地主逼租采取拖、骗的办法；（３）巩固老游击区，发展新基点。会后在杉洋、川中等新区发展了地下接头户。
４月间，闽东特委根据周墩党组织比较健全、环境较好、工作有基础的特点，将特委机关迁移到碧岩、茶广一带，周墩即成为此时期闽东特委指挥全区革命斗争的中心。特委决定罗富弟专任特委委员，由张华山任中共周墩县委书记。他与张华山等人一起在碧岩、茶广之间的横坑底、大际下搭起密寮，作为常驻机关。此后，许多地下同志通过各种秘密渠道来到这里。横坑密寮为此增建了五处，常驻的干部和战士达３０多人。为了培养革命骨干，特委还在横坑密林处开辟了两个操场，战士们每天三操两课堂，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技术，不断提高政治和军事素质。
１９３９年７月，郭文焕、罗富弟作为闽东代表赴闽北出席福建省党代会。会后，罗富弟回到闽东各地传达党代会精神，继续宣传抗日，开展统战工作，进一步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壮大党的组织。
１９４０年５月，中共闽东特委书记戴炳辉牺牲后，由罗富弟接任特委书记。此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闽东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清剿”，闽东的斗争环境日益恶化。同年１０月９日夜，罗富弟与特委委员兼周墩县委书记张华山及其妻罗桃妹等四人，在梧柏洋赖头岗密寮被国民党周墩保安队包围杀害。罗富弟牺牲时，年仅３５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