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志平（１９０１—１９９１），北京通县人，中共党员。担任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时，作为杨虎城的密使，促使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达成“汉中协定”，并建立了汉中至川北的红色交通线。他是我军统战史上签订第一个有效协定的关键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７年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至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１９７７年平反后，被授予国务院参事。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病逝。
武志平：与十七路军建立统战关系的孤胆英雄
■王卫斌
１９３２年底，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取得立足之地，着手开创川陕根据地。蒋介石为之震惊，策动川军联合“进剿”，又急电陕军入川。在这个关键时刻，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建立秘密交通线。为这项工作起到沟通桥梁的共产党员武志平，功不可没。
建言同红军建立联系
武志平（１９０１—１９９１），北京通县人，时任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少校参谋。１９３３年３月，西安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右民、宋绮云向武志平传达中央特科的指示：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虎城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并设法开辟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杨虎城的高级顾问杜斌丞先生是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在陕西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与杨虎城又有很深的友谊，武志平与杜斌丞的关系亦相当密切。不久，杜斌丞奉杨虎城之命到天水向孙蔚如传达机要，武志平前往迎接。
途中，武志平分析时局说：“这次，蒋介石让十七路军围攻川陕红军，就是想使我们与红军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人之利。”
杜斌丞同意武志平的分析，说：“对蒋介石的阴谋，杨主任心里很明白。以我的看法，如红军西进，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放过去；如果红军要在川陕边区停留下来的话，我们最好不打。”
武志平斗胆进言：“若您能建议杨主任就停战议和的问题同红军谈判，达成协议，对十七路军来讲是很有好处的。”
杜斌丞沉思片刻，突然用手拍着武志平的肩膀，兴奋地说：“想不到你的肚子里还有这么好的主意！我一定会把你的想法转告杨主任。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几天以后，武志平接到杜斌丞的一封密信，说杨虎城已同意那项工作并由武志平具体负责。与此同时，孙蔚如的参议王宗山从西安来到汉中，带来杨虎城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志平参谋弟：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兹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劭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
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
五．四
武志平反复揣摩“佐劭”二字，认为杨虎城的意图就是让自己去做联络红军的工作，这与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不谋而合。
联系途中遭劫无险
在汉中三十八军司令部，武志平与孙蔚如进行了一次长谈。其时，孙蔚如已收到杨虎城的密信，因而他们的谈话极易接近。经过充分讨论，孙蔚如令武志平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系。在孙蔚如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所以关切地叮嘱道：“老弟！这一件事关系重大，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命运，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必须绝对严守秘密。你的任务很艰巨，如果在路上不能通过，也不要勉强，依然折回来，千万别冒险。”
武志平坚定地表示：“执行长官的命令，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行前，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武志平，要在如何取得红军信任上多动脑筋。于是，武志平向孙蔚如提议，要给红军“表示表示诚意”，而孙蔚如却说：“有我这封绢书足矣！”为了完成好任务，武志平利用职务之便，将一套川陕甘军用地图以及密码、口令等，打包封蜡，准备送给红军。
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３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人员由南郑出发，只身穿越山高谷深、野兽出没的大巴山脉。刚钻进深山老林不久，他就被当地土匪袁刚劫掳到匪巢黑风洞。几名土匪见包袱里没有现洋，没有金银手饰，也没有山货商人收购来的珍贵皮毛、药材，却尽是些地图、文件之类的东西，不禁大失所望。
袁刚坐在一条宽凳上，腰间插着垂着红绸穗的“快慢机”，目光凶狠地盯着武志平，问：“是瓢子还是瓤子？”
“是商人。”武志平答道。
袁刚狞笑着：“你老实说，你是胡宗南的探子，还是杨虎城的探子？”
武志平暗想，土匪一向不买军阀的账，不管是大军阀还是小军阀，不管是胡宗南还是杨虎城，谁的货都敢抢，谁的人都敢杀。但土匪崇尚一个“义”字，说对路子也许能逢凶化吉。他抬起头来，双手虽被反剪着，仍然弓着左腿，向袁刚行了个江湖之礼。
武志平这一招令袁刚感到意外，难道他是江湖上的人？于是对起江湖暗语：“洪门四梁？”武志平对答如流：“山、堂、香、水。”“洪门四柱？”“恩、承、保、引。”武志平怕被问出破绽，主动道来：“燕山愚子过川来，久闻此地出贤才，礼貌荒疏休见怪，我与拜兄送宝来！”
听了此番暗语，袁刚确信武志平乃洪门之人，遂亲自松绑，并喝令喽罗们将其携带的包袱行李归还给他。土匪毕竟是土匪，对武志平携带的机要军用地图和几组作战联络信号、口令、密码等并未追问。
武志平见惊涛已过，便道出自己真实身份：“小弟虽是江湖之人，同时在三十八军供职，少校参谋。如果老兄有用着小弟的时候，尽管吩咐，小弟愿效犬马之劳。”
袁刚大喜，特为武志平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压惊，席上还用尖刀割下雄鸡头挑到他的嘴边，这是款待贵宾之礼。武志平坦然张口承接下来。
这次深陷龙潭虎穴，却有惊无险，并与匪首袁刚交上朋友。两天后，武志平与袁刚告别，又在深山老林中走了三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进入了川北苏区，来到苦草坝。
秘密签订“汉中协定”
红四方面军总部设在苦草坝半山坡上的一座茅屋里。在那里，武志平首先见到的是傅钟。武志平撕开棉袄的衬里，抽出一条白绸缎，系孙蔚如的绢书。傅钟接过去，只见上面写着：“现外患日亟，大敌当前，炎黄子孙，以民族生存为重，抗日救国，人同此心，义之所在。我军赞成贵军‘一月宣言’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主张，特派武某前来磋商。”
武志平还将带来的军用十万分之一的川陕甘地区地图、军用密电码、作战联络信号等等面交红四方面军，这对刚刚进入川北的红军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当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杨虎城的特使送来军用地图，在电话中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说：“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这份地图成了当时红四方面军仅有的一份正规军用地图，徐向前视若珍宝，一直用以指挥作战。从他的回忆录以及解放后在颐和园设家宴招待武志平的谈话中得知，长征途中，叶剑英深夜投奔毛主席，悄悄带走的那份军用地图，就是武志平这次送去的。至于那份密电码的作用就更大了，红军据此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情报。曾任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的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在西路军失利的情况下，这份密电码“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波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军委研究后认为，十七路军主动前来联系，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果能和他们打通关系，就可以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发展；同时，敌人对根据地封锁得很厉害，苏区急需打开与外界联系的通道。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派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
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４日，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达成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有：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四方面军设立交通线，十七路军提供一定的物资；第四，双方只能秘密往来，协定不予公开。至此，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正式确立了合作关系。正因为是秘密签定，“汉中协定”便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鲜为人知的一章。
建立秘密交通线
杨虎城、孙蔚如为了使这一联络工作秘密进行，决定由武志平在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设立联络点，并由他负全责。
杨虎城、孙蔚如的支持，对武志平来说，当然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但在工作中，仍然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武志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公开的职务是杨、孙的使者，实际上又是党的工作者，在秘密地为党工作。这样在工作中就必须很好地处理各种关系，必须随机应变。在白区，职务是公开的，工作是秘密的，如果表面活动超过了白区所许可的程度，便立刻会给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苏区，工作是公开的，行动则是秘密的。我直接发生工作关系的是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而我的党组织关系联系人则远在西安，并且是单线领导，遇事请示报告都有困难，往往缓不济急。因之，遇事要多动脑子，独立思考，既要坚持党的原则，又要灵活机动地面对发生的具体情况。”
为了建立秘密交通线，武志平选择了位于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凉水井作为据点，并自己动手盖了两间茅屋。由于武志平的双重身份，有关工作既不能由红军派武装帮助，也不能依靠白军掩护，只能依靠当地群众进行。
秘密交通线开通后，情报和物资以及全国各地的报刊就是通过这两间茅屋源源不断地送往苏区。
武志平第一次去苏区带去军用地图等物，是没有经过孙蔚如同意的。第二次去苏区之前，武志平与孙蔚如商量，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是否赠送一些红军所急需的军用地图、西药与无线电零件等物品。孙蔚如表示同意，但又说，地图只给川北部分，并强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除了以上物品外，武志平与徐以新利用由汉中回苏区的机会，又自行购置相当数量西药和其他物资，一共２０余担，公开地运进苏区。
然而，当地的土匪徐耀明部却多次企图掠夺运往苏区的物资，严重威胁这条交通线，劝他约束部下，他又佯作不知。因此，武志平下决心除掉这股土匪，为民除害，并确保交通线畅通。
由于特殊的身份，武志平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无论是红军，还是十七路军。于是，他想到了匪首袁刚。上文提到，第一次进苏区时，武志平曾与袁刚交上朋友，以后经常有书信往来，武志平还为袁刚活动，使他当上西乡县民团团长。１９３４年初，徐耀明过生日，为了助兴，调袁刚所部到其老巢附近的袁家沟驻扎。袁刚派人接武志平会面。一见面，袁刚就向武志平宣泄对徐耀明的不满：“有什么了不起，过个生日，还这么兴师动众。”在名义上，袁刚是徐耀明的部下，但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武志平听了，不动声色，只是讲了一段《水浒》中林冲火并王伦的故事（洪帮把梁山义气作为信条）。
武志平的“启发”真奏效。当天晚上，利用徐耀明大办酒席过生日的机会，袁刚出其不意击杀了徐耀明，有几个趋炎附势的地主分子和帮闲客也同时被杀。袁刚吞并了徐匪的大部。从此，这条交通线就畅通无阻了。
在此前后，武志平先后在川陕边界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中线（汉中——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碑坝）；西线（麻桑坝——八海坪——西河口——碑坝）；东线（汉中——城固——西乡——镇巴——鱼渡坝或黎坝）。
武志平开辟的秘密交通线是川陕苏区与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很多重要情报和物资都是通过这条交通线输送到苏区的。关于这条交通线的作用，徐以新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条线就是从西安到汉中，然后进入根据地。潘自立等同志都是通过这条线进来的，廖承志大概也是这条线进来的。大批同志进入苏区，带来了党的信息，增加了我们的力量。另外，在传送物资方面，在互通情报方面，这条交通线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就打破了蒋介石把我们包围封闭在川北地区然后加以消灭的妄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成了“奉旨严拿的要犯”
１９３４年７月的一天，孙蔚如突然召来武志平，将一份电报交给他。这是蒋介石打给杨虎城又转给孙蔚如的电报。电文大意是：“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两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送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
武志平看过之后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向我们提出警告，等于说，你们的秘密我已知道，现在公开警告你们，看你们怎么办？”
孙蔚如问：“那怎么办呢？”
武志平想了一想，说：“最好依然和红军维持友好关系，但在方式上更秘密一些，尽可能使红军不再派人来汉中，我也不在汉中露面，找个隐蔽的地方与红军保持接触。如必须与红军断绝往来，也必须通知对方说明自己的苦衷，不得不在表面上冷淡一段时期，以便留有余地。”
孙蔚如说：“这不妥。蒋介石点名要查办你，你只有离开汉中，找个地方躲起来，躲得越远越好，否则，我们不好应付。”
无奈的武志平向红四方面军总部与中共陕南特委负责人做了汇报，在作出妥善安排后，离开汉中到了西安。武志平在西安碰到十七路军的熟人，都知道蒋介石曾严令查办他，并戏称他是“奉旨严拿的要犯”——十七路军总部曾将蒋介石的电令通令所属部队，这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
武志平来到上海，见到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世英对武志平的工作非常重视，经慎重的研究，决定让他重返汉中继续工作，因为红四方面军还在川陕地区，还在发展壮大。当时，重返汉中是相当危险的。汉中弹丸之地，无法藏身，特务活动日益猖獗。武志平考虑来考虑去决定冒险去见孙蔚如。他没有一点把握，但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只有走这着险棋。
武志平见到孙蔚如，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在内地无法呆下去，因为十七路军的熟人几乎都知道我是蒋介石点名缉拿的犯人。”他停了一下，继续说：“如果我落在特务手里，对杨主任、孙军长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只有再回到十七路军的防区内。”
孙蔚如听了，虽顾虑重重，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武志平暂时住下来。王宗山还对武志平提出“约法三章”：不给任何职务；不准作任何政治活动，不准和熟人接触，否则不能负责安全；生活上自己想办法。
武志平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武志平又秘密地恢复了对苏区的交通线，只是不能运送大量的物资。
三作使者去苏区
在武志平离开汉中的这段时间，十七路军不断对苏区进行骚扰；未通知对方便单方面断绝了往来，自食诺言；并纵容地方团队杀害了红军在游击区域的采购人员和一名战士，而这个地区原来是允许红军赶场采购的。双方的停战协定实际不复存在。
１９３５年２月３日，红四方面军一部一举攻下陕西宁强县城，全歼陕军一个团。红九军一部乘胜向南郑进军，击溃孙蔚如军一部。杨虎城、孙蔚如向蒋介石连电告急。蒋介石趁机调大批部队进入杨虎城的势力范围。２月１７日，红军进抵汉中城外。孙蔚如着了急，派王宗山找到武志平，让武志平出城去见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说明双方原订有互不侵犯协定，应避免兵戎相见。武志平装着极其为难的样子说：“原来互不侵犯，双方平安，现在我们悔约，人家打来了，又去求和，让我怎么说？”王宗山说：“事到如今，只有烦志平兄再去一趟。”他还送来一张通行证。
武志平正苦于没有机会去苏区。他从上海带回４０多节电池和若干电台零件，都是红军急需的物品；而这些东西又不能轻易交人携带，因为一旦被发现，就会招致意外的麻烦。这次正好借机带去。于是，武志平顺水推舟答应下来。他冒险出城，先见到红九军年轻的政委陈海松，又见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并由他派一个班护送到川北旺苍坝去见总政委陈昌浩。武志平面交了携带的物品，并分别向他们做了汇报。后来，他又在红军总部住了２０余天。在这期间，武志平曾苦苦央求留下来，但都被娓婉拒绝。
３月２９日，武志平不得不由那里起程回汉中。自从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汉中地区后，孙蔚如就失去了干预行政的能力，他虽感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有对蒋介石唯令是从，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不久，蒋介石将三十八军调离陕南富庶之区到贫瘠的渭北驻扎。
１９３５年４月，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西征。武志平已无法开展工作，只得再次来到西安。西安事变爆发后，武志平回到陕军，不久后去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