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里封，名锡百，字里封，１８９８年２月２８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刘二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王里封４岁时，母亲不幸病逝，因其年幼，不得不过继给伯父伯母抚养。１９１４年，王里封考入襄平公学（辽阳师范学堂）。在辽阳读书期间，王思封愈加刻苦奋发，从老师那里汲取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思想。他敬慕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读书和改变旧中国落后面貌联系起来了，成为一个思想向上、奋发有为的青年。
１９１９年初，王里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科读书。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巴黎和会上传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王里封义愤填膺，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投入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的洪流中。他冲在示威游行队伍的前面，遭到反动军警的阻拦，他率众振臂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他在反动军阀政府门前发表演说，痛斥卖国贼，情绪慷慨激昂，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斗志。这期间，他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经常手捧《每周评论》《新青年》等书刊，如饥似渴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１９２３年，王里封从北师大毕业。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他去安徽，在宣德五中任教。不久便匆匆回到北京，筹办宏达学院，吸收贫民子女入学。他亲自授课，经常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宣传新思想，宣传反帝爱国。他讲课生动活泼，有时娓娓而谈，有时慷慨陈词，入情入理，很有感染力。
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王里封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很快便拜见了孙中山先生。当时，王里封年仅２６岁，满腔热血，充满憧憬和抱负。他向孙中山陈述了自己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主张和设想。孙中山耐心地听他讲述，一双睿智的眼睛看着这位来自北国的热血青年，脸上充满慈父般的微笑。两人谈得很投机，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很赏识这位来自东北黑土地的热血青年，鼓励他为革命多做贡献。王里封在广州逗留期间，经人介绍，很快加入国民党。鉴于当时东北地区尚未有国民党组织，孙中山先生同意王里封回东北工作，并委派他为特派员。
１９２４年春夏之交，王里封由广州回到哈尔滨，先在广益中学任教务长，后任校长。王里封热心教育，作风民主，诚恳待人，平易近人，团结进步师生，关心学生成长。任职期间，他介绍、聘用进步教师到校任教，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都是在这一时期到校任教的。王里封尤为关心进步学生的成长。他经常向学生说，学好功课，服务社会，不要死读书，要面向社会，关心国家大事。他经常深入学生宿舍，和学生谈心，了解学生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启发学生为民族的觉醒而勤奋学习。
１９２４年冬，中共中央派吴丽实到哈尔滨负责建立党组织，并根据中央指示，协助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组织。当时东北三省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被视为非法组织，革命工作只能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在共产党员吴丽实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特支和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王里封最早参与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的工作。那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均可跨党参加国民党，共产党的许多工作和活动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搞起来的。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６年共产党创办的《东北早报》《哈尔滨日报》就是以国民党市党部名义办起来的。这两个报上经常刊登进步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爱国反帝思想，王里封经常为两报撰写文章。王里封同共产党员吴丽实、楚图南等联系密切，友谊日深，合作得很好。
１９２５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哈尔滨，王里封首先在广益中学成立了“沪案学生声援会”。他领导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演说，开展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工人、学生反帝斗争。王里封还亲自到工人群众中去。他多次到三十六棚工人中宣传，号召工人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支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正义斗争。
王里封的革命活动，使得反动派坐卧不安，对他恨之入骨。１９２６年底，反动当局撤去了他的校长职务。不久，他设法在教育局谋得第二科科长职务，后来又因同教育局长、国民党右派人物傅羲年政见不合，愤然拂袖而去。旋即遭反动当局通缉。危险时刻，他毅然将妻子、女儿送回辽阳老家。在与妻子分别时，他说：“吾已以身许国，你要自力更生，抚育女儿读书，将来让她继承父志。”他离家后，匆匆南下去南京。在南京，他亲眼目睹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极为痛心，气愤难平。在这人生的转折点上，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坚持革命。
１９２８年初夏，王里封与邹大鹏、齐邦固、张宝恩等人一同回到哈尔滨。共产党员邹大鹏向王里封介绍了中共“六大”决议精神以及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使王里封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王里封暂时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同冯承綮、于尔贵、徐朴安等人集资，在道里八道街开办了“开明书店”。书店不仅是集结进步青年的场所，同时也是共产党进行秘密活动的地方。当时，邹大鹏主编的进步刊物《春潮》就在这里出刊，还秘密出版了《反帝报》和《红旗报》。
１９２８年，王里封还发动并组织了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斗争。王里封凭借他在知识界的威望，经常出入各校，宣传发动爱国师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１１月３日，哈尔滨各界代表在道里商会集会，成立了“哈尔滨市民反抗修路联合会”，王里封当选为委员。１１月９日，哈尔滨３０００多人参加了“反对日本修筑满蒙五路大示威”活动，唤起了民众的觉悟，给反动当局以很大打击。虽然这次示威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但它显示了中国民众的力量，迫使反动当局没有敢在修路条约上签字。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受中国共产党委托，王里封出面组织成立了“哈尔滨反帝大同盟”。当时张学良已实行“东北易帜”，国民党在东北已合法，哈尔滨市挂出了国民党市党部的牌子。但王里封已看透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同国民党决裂了，而同共产党员一道工作。“反帝大同盟”一成立，便有会员１５０多人。到１９３１年２月，有会员２０００多人。中共满洲省委在第九号“通告”中指出：“……我们要以最大的力量扩大这个公开的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作用。”
１９３０年初，王里封又接受共产党组织的委托，创办了哈尔滨学院，并出任院长。哈尔滨学院的办学宗旨是为共产党培养干部，聘请的教师都是进步人士，在课程设置上以社会科学为主，开《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五四运动史》等课。哈尔滨学院的学生边读书边参加社会活动，爱国热情十分高涨，经常上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受到广大市民的拥护和赞同。在哈尔滨学院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哈尔滨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
这使得哈尔滨反动当局惊恐不安，十分恼火。当时的东省特别区教育厅为此特请示上司，要求查封哈尔滨学院。文中写到：“……该院自成立以来，屡造事端，游行示威，沿途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词句激烈，意在反日，实则与苏联亲善，其共党作用，似无可疑。以此情形，若不设法取缔，深恐星火燎原，不可收拾。”于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派警察总管理处南岗区警察署长带领２００余名警察，在４月２日这天晚上强行查封了哈尔滨学院和开明书店，还逮捕了张宝恩、陶文久、卢化庸、赵立功等四名爱国学生。王里封受通缉。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在密报哈埠党、学、工、商各界组织情况的呈文中称：“……反帝大同盟以王里封为中坚，王现以充当哈尔滨学院院长为掩护，并以此为鼓吹之地。”
王里封虽处危险境地，但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从容镇定地应付复杂局面。这时，中共党组织指示他暂时去中东铁路沿线哈埠郊区顾乡屯、懒汉屯一带隐蔽，他暂住进步教师家中，继续开展秘密的地下斗争。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在给张学良的密电中称：“查哈埠学、工两界暗酿风潮，实属有人操纵其间，利用群众，以遂阴谋。兹经探访，学界有王里封、戴海洲二人，工界有李振岐一人，均为暗中鼓动之一分子。若任其逗留埠内，诚恐肇事端。业已密谕特警处，按名侦获，解送出境。”４月１２日，特警召集探访局侦缉队及各署署长开会，悬赏千元，限期捉拿归案。
１９３１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哈埠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这场斗争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王里封出面组织。由于王里封公开露面，遭反动当局逮捕。当时，哈尔滨学院学生、共青团员韩光受中共哈尔滨市委委托，曾两次去狱中看望王里封。王里封不顾自己的伤痛，坚定而乐观地宽慰和鼓励他说：“我不要紧，同学们做得对，同学们没有错……”不久，王里封被押解沈阳监狱。他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严刑拷打毫不动摇，相反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王里封虽不是共产党员，却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要求自己，坚信共产主义事业。据邹大鹏说，王里封所以当时没有加入共产党，是革命工作的需要，那时他已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哈尔滨学院师生点燃的革命火种传遍了北方大地，已成熊熊燃烧之势，无数有志青年走上了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他们抗争着，呐喊着，战斗着……
王里封在１９３２年春才被释放。这时东北已全部沦陷，哈尔滨控制在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中，王里封很难找到党的关系。为了革命事业，他冒极大的风险由绥芬河越境去苏联。王里封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苏方疑心他是日本派遣的特务，将他关押起来，并经苏军军法处多次审讯，送劳动营煤矿采煤。在煤矿做工时，王里封常给伯力华文版《工人之路》投稿。１９３４年，《工人之路》报社出版了王里封（化名李文）的诗集《冒雨推煤》，影响很大。诗集还被列宁图书馆收藏。１９３３年，王里封在苏联接受军训。苏联远东局很器重王里封的才华，军训结束后蒲鲁尔将军（即加伦将军，曾在广州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顾问）单独接见了他。王里封在苏联参加了共产党。
１９３４年初，王里封随东北义勇军余部经苏联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当时，军阀盛世才任新疆边防督办不到一年，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暂时采取了联苏联共政策，接受苏联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一些联共党员得以参加政府各部门工作。王里封此时化名王立文，出任《天山日报》（即《新疆日报》）主编，并兼任省教育厅督学、省立师范学校教员。王里封怀着迎接革命新时代的豪情，全身心投入工作和战斗。他以王立文之名常在《天山日报》上发表新诗和文章，反映民众的疾苦。一时间，《天山日报》成为民众的喉舌。
１９３４年秋天，呼图壁县农民代表许太河到省城迪化控告前后两任贪官县长广钧、徐文彬。省府虽派人前往调查，但调查者却贪赃受贿，谎报农民诬告，省主席推托不管，盛世才也拒绝接见农民代表。徐文彬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打击报复告发他的农民，尽捕入狱，毒刑拷打，甚至将杨富贵拉到十字街口，用人粪浇得满头满身污臭，游街示众，逼得各乡农民纷纷逃离。危急关头，许太河找到联共党员、省保安局局长张义吾。张义吾当即决定派人去呼图壁县复查，并暗示许太河去找《天山日报》主编王里封。
王里封见到许太河，听取了许太河陈述徐文彬罪恶及当地农民遭受的灾难，当即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说：“这些封建余孽，是历史的罪人，若不连根拔掉，社会永远得不到进步，人民也将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农民一边。我就去和社长商量，专派记者到呼图壁县采访，把这些赃官的罪行尽情地在报纸上予以揭露。”许太河说：“徐县长正派人到各方捉拿敢于出来告发他罪行的无辜农民，捉到后即用酷刑，还浇大粪游街，逼得农民避难逃亡，像这样的消息你看该登不该登？”王里封果断地说；“这类消息完全可以登，为什么不能登呢？”
果然，第二天《天山日报》二版头条出现了醒目的标题：《稀奇古怪之新闻——稀粪尿满头游大街》。这条新闻很快轰动了天山南北，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没几天，《天山日报》又发表了许太河撰稿的《呼图壁县民歌十首》，进一步揭露徐文彬的罪行。两天以后，《天山日报》又登出了王里封写的短评，其中有言：“……这位县长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不对这些饱经战祸、贫困破产的农民予以救济，反而还要趁火打劫，敲骨吸髓，从农民身上吸尽最后一滴血，是可忍，孰不可忍！想新政府必能有斩钉截铁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以实践自己的诺言。”这篇评论如同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表现了王里封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英雄气概。王里封曾对许太河说：“你应该坚持，正义的事业最后必然会胜利，一切邪恶的势力最后必然要垮台。”
当时的《天山日报》是官方的报纸，在报纸上公开指名揭露、痛斥政府官员，况且是盛世才的亲信爪牙，显然要担极大的风险。而王里封为了坚持真理和正义，为了忠诚革命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浩气凛然，仗义执言，敢为民众鼓与呼。这种英勇果敢、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正是他的崇高的革命精神的体现，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在舆论压力下，盛世才政府再也无法装聋作哑了，被迫于１９３５年２月派出以共产党人张义吾为庭长的“新疆临时特种刑事法庭”，前往呼县开庭公审，查明了徐文彬贪赃受贿行贿的证据和赃物，依法判处了徐文彬死刑，没收了一切赃物。消息传出，人心大快。
王里封口诛笔伐贪官广钧和徐文彬的一系列革命正义行动，遭到了阴谋家盛世才的嫉恨。１９３５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他被盛世才秘密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久便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３７岁。
王里封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忠诚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和战友。
（张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