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振，原名王淑贞，又名王淑振，１９０６年７月７日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父亲以经商为业，后合家迁居西安。王叔振自幼聪颖，性格开朗，甚得家人喜爱。１９２０年８月，王叔振小学毕业，升入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求学期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哥哥王君毅常给她寄回进步书刊，使她深受启迪，思想大有进步。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西安学生起而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王叔振积极参加讲演团和救国团，写标语，散传单。当时在西安街头，女学生讲演还很少，王叔振却多次上街讲演。由于她语言生动，鼓动性很强，吸引了很多听众。
１９２５年５月４日，陕西督军吴新田的反动军队在西安一中残杀踢球学生，酿成惨案。当晚，省、市学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就举行游行示威问题发生了争论。有人担心吴新田会进行新的镇压，主张如果下雨就不游行。正在这时，年仅１９岁的王叔振坚定地走上讲台，挥笔在黑板上疾书“风雨无阻”四个大字，然后昂首返回座位。她的这一行动使全场的人为之震动。游行按计划举行了。王叔振因此得了个“风雨无阻”的雅号。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王叔振积极参加西安学生的反帝运动，演出活报剧，进行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这年秋，王叔振又参与领导了女师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当时女师学监以王叔振的活动不当，多次责备她荒疏了功课，劝她停止参加爱国活动，她总是一笑置之，依然如故。其实，尽管她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多，却从未放松学业，考试成绩还常名列前茅。由于她品学兼优，很受同学敬重。
１９２６年春，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攻打西安，围城８个多月。王叔振在城内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宣传活动和救济工作。１９２７年初，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进驻西安，同时，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亦宣告成立。不少共产党员都在冯玉祥部工作，西安和全陕各地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王叔振十分兴奋，紧张工作，宣传活动搞得很出色。她和女伴们一起，不仅经常对市民进行宣传，还征得冯玉祥将军的同意，定期给国民军联军的军官讲演，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解放等革命道理。
１９２７年４月，王叔振和刘伯坚（时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结婚。这天，在西安的国共两党的许多著名人士，如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和魏野畴（时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邓希贤（即邓小平，时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等都来祝贺，婚礼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婚后，王叔振被安排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工作，不久经刘伯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５月，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会师中原。王叔振与刘伯坚奉命随军出征。一路上，她坚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成绩显著。冯玉祥追随蒋介石进行“清党”后，王叔振和刘伯坚等被“礼送出境”。７月，他们到达武汉，找到了党组织，被安排在湖北省委工作。八九月间，根据党的指示，他们转赴上海从事济难会的工作，全力营救被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和有困难的同志，受到人们的称赞。
１９２８年春，刘伯坚由党派遣赴苏联学习，王叔振仍留在上海，从事纺织业的工人运动。白色恐怖下，党的活动经费短缺，地下工作者生活困难。王叔振靠给进步报刊撰文和投送刘伯坚寄回的一些自然科学译稿，换取稿酬，勉强度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和租界侦探经常跟踪革命者，王叔振几次被跟踪到住处，都机警逃脱。为此，她一星期要搬迁数次。１９３０年８月，王叔振的嫂嫂焦毓英随陕西省小学教育参观团抵上海。姑嫂见面后，王叔振激动地对亲人述说着在上海的经历：“真可恨！万恶的警察特务，随时都跟我们为难，找麻烦，以致不能固定居住，从到沪至今，所迁地方已不下几十处了。”这时，刘伯坚已从国外回来，王叔振成了两个孩子——虎生、豹生的妈妈。焦毓英见他们居住的地方十分狭窄，室内家具仅一床、一桌、两椅，由于革命工作繁忙，完全无法照顾孩子，十分感动。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把刚满两岁的虎生交焦毓英带回陕西抚养；豹生出世不久，留在王叔振身边。
１９３０年秋，王叔振和刘伯坚奉命离沪，同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刘伯坚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政委工作。王叔振被分配搞妇女工作。１９３１年３月中旬，王叔振生下第三个儿子熊生。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和刘伯坚商定，将孩子送给闽西新泉芷溪乡妇女邱满菊抚养。邱满菊没有男孩，她的丈夫黄荫达是村苏维埃政府的秘书，为革命牺牲了。邱满菊家庭生活艰苦，为了抚养革命后代，不惜卖掉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福建新泉还留有王叔振当年亲笔写给黄家的字据：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人，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的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公元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６日写于闽西芷溪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王叔振任中央政府秘书，负责记录、译电、文件起草等工作。１９３２年，毛泽东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与打击，王叔振被调往闽西新泉县（现属连城县）任县委书记。她到任后，很快就学会了讲当地土语，经常给群众教唱革命歌曲，和群众亲如家人，关系极为融洽。在上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王叔振积极工作，新泉各项活动都搞得扎扎实实。《红色中华》曾多次报道新泉县突击扩大红军和经济动员、妇女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号召“学习新泉县工作的经验”。两年后，当她调离新泉时，群众都依依不舍，含泪送别。
１９３４年初，王叔振又回到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一说文书科长）。她积极宣传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坚决打击破坏根据地建设的不法分子；大力组织中央局机关工作人员帮助军属劳动；还写了许多反映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热情帮助军属劳动以及沙洲乡女子学习生产委员会的动人事迹的报道，发表在《红色中华》上。她在关于沙洲乡女子学习生产的报道中，满怀希望地写道：“将来这一工作有经验有成绩的时候，更进一步来进行全瑞金的女子学习生产运动。”
然而，这时根据地的形势已出现危机。１９３４年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长征。刘伯坚、王叔振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未几，由于敌人围攻，王叔振随军转移至福建长汀，旋又退回瑞金。由于过度劳累，王叔振征途患病，体弱无力，但她仍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爬山越岭，随军前进，并坚持在部队作宣传工作。
１９３５年３月初，刘伯坚在江西作战负伤不幸被俘，３月２１日在大余县英勇就义。就义前夕，他曾给王叔振和王叔振在陕西的兄嫂写下遗书。在给王叔振的遗书中，他说：“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王叔振等原拟突围转赴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但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仍然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包围。１９３５年春，王叔振辗转来到闽西长汀县四都乡以西数十里的姜畲坑原红军四都医院附近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王叔振。王叔振无限忠于党的事业，遇害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不满２９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