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卓，１９０７年１１月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一个名门望族的家庭。幼年丧父，由慈母罗氏抚养长大。１９１２年，许卓进入小学读书，后来考入广州中学。中学毕业后，族叔许崇智送他东渡日本，在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嘱他学成后将来在粤军中任职。许卓回国后，目睹军阀不顾百姓死活，横征暴敛，兵连祸结，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他痛恨军阀腐败，追求光明和进步，于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久，他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在巴黎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他博览群书，精研《资本论》，敬仰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先驱者。他把《共产党宣言》称为普救平民百姓的“圣经”，作过《中国革命必走苏俄之路》的演说，疾呼中国要来个“十月革命”，表示愿做一颗炮击“冬宫”的炮弹。这些言行，受到旅法同志的称赞。
许卓抱着革命救国之心，于１９２６年秋从法国回到祖国。他没有接受许崇智要他当副官、月薪３００块大洋的委任，而是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去当排长，随军北伐。蒋介石１９２７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一批共产党员在广州被捕。为营救同志出狱，许卓偕同母亲带着稀世珍宝——翡翠玉瓶的厚礼，驱车到了许崇智的旧部，住了半月，恳求取保释放了方坚等九名共产党员。为了瞒住老母，他装着心脏病复发，住进医院，当夜离开医院，秘密赶到广州总工会报到。当时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张太雷问他：“你要求干什么工作？”他说：“给我枪，我要参加起义！”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即广州起义当天凌晨，许卓带领一支８０人、仅有４０支枪的工人赤卫队，负责夺取敌人设在观音山的军械库。敌军械库戒备森严，四周布有铁丝网、碉堡，内有重兵守护。许卓让大部分人潜伏在山垭，自己带上十几个队员隐蔽地接近铁丝网，用马刀在铁丝网下挖开一条浅沟。他带头从浅沟钻进去，迅速包围了一座兵营。接着，他从窗口往里面猛烈射击。霎时，枪声大作，敌人惊恐万状，四处逃命。赤卫队缴获一批枪支，拿大刀的队员全都换上了钢枪。他又一马当先，直奔军械库。途中遇到敌堡里射出的密集火力拦击，十几个队员倒下去了，许卓右腮被弹片划破，鲜血顺着脖子流到胸口。他怒火中烧，从一个队员手里夺过一挺机枪，对着敌堡扫射，边打边喊：“冲过去！把库门砸开！”这时，大约五六百名敌人从两侧压过来。许卓带领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突围。最后撤出战斗时，只剩下十几人。起义失利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军阀上层的关系，掩护十几名战友安全转移到一艘商船上，星夜赴香港。在船上，他激愤地与同志们共勉：“风雨同舟闹革命，壮志未酬不回头！”
许卓年迈的母亲得知他流落香港，忧伤成疾，派人捎信、带钱给他，要他回家料理家业，奉养老母。他草草修书两行：“母亲大人：孩儿已决心献身报国，家业诸事拜托义姐料理。祝母长寿。不肖子叩首。”给来人带回家去。
许卓怀着壮志未酬的心情，于１９２９年初夏的一天，秘密回到广州。他还未来得及与老母亲见面，便接受党组织的派遣，登上去广西南宁的轮船，到驻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的军队中去从事兵运工作，公开身份是广西教导总队政治教官。这年１０月，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许卓跟随邓小平、张云逸率领部队抵达百色，参加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起义的凯歌声中诞生。许卓在命名大会上，接过中共中央授予红七军的军旗，走在队伍前头，接受检阅。当时，他担任红七军教导队队长。他在教导队采取各种形式，加强革命教育，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并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他时常到工农群众中去，给士兵、工人、农民、学生作演讲，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道理。他演讲时，戎装整齐，慷慨陈词，而且讲得深入浅出，充满炽热的感情。
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不到一周，百色城内的反动官吏勾结几股匪徒，纠集２０００余人，趁红七军主力在右江下游活动之机，围攻百色城，妄图把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许卓率领教导队官兵３００余人，抱着同苏维埃政权共存亡的决心，浴血奋战。一天拂晓，约６００多名敌人突入市区，分两路向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军部进攻。许卓率领教导队抢占接龙桥一带，据险扼守，以猛烈的炮火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从早上打到中午，敌人进行了六次进攻，最后一次冲过了接龙桥。许卓率领预备队猛虎般冲杀过去，喊着：“同志们，冲啊！誓死保卫苏维埃！”与敌人展开拼杀，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格斗。顿时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被彻底击溃了，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依然飘扬在百色城头。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７日，红七军党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许卓当选为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委员。部队奉命北上途中，由于冒险攻打大城市，在长安、武岗等战斗中连遭挫折，损失严重，只好绕道湘桂山区进入广西全州。在全州城，前委召开会议，讨论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以来攻打大城市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向何处去的问题。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前委会议，决定停止执行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确定今后任务是北上江西，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许卓坚决支持邓小平等的正确主张。部队进行整编，全军改编为师团制，下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待组建），许卓调任第十九师五十五团政委。他立即深入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传达贯彻前委决议精神，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不久，湖南军阀何键部奔袭道州而来。红七军从湘南道州向江华开进。这时，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红军将士衣着单薄，破鞋草履，顶风冒雪，艰难行进。许卓也同样身裹两件单衣，脚踏草鞋，眉毛胡子结了一层白霜，冻得嘴唇发白，手脚长满冻疮，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坚定地走在队伍的前头。
连续不断的行军打仗，战士们十分疲惫。许卓看到体弱的战士走不动了，抢着把枪、行军包背在自己身上，有时身上背着三四支枪。他边走边宣传鼓动，给战士讲广州起义的故事，对同志们说：“人可以饿死，可以冻死，但革命意志不可丢！”鼓励大家以革命精神和坚强的信念战胜困难。一个姓莫的小号兵，穿着单衣短裤，冻得遍身红肿，瑟瑟发抖，几乎走不动了。许卓脱下自己一件上衣给小号兵披上，扶着他快走。因为稍一停步，就会冻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有的伤员冻僵牺牲了，许卓在烈士墓前，总是肃立良久，等着白雪全部覆盖了坟墓，他含泪说：“同志，再见吧！我们还要继续前进。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
１９３１年１月９日，红七军历尽艰辛，抵达江华城，前委决定部队就地休整两天。许卓顾不得征途的疲劳，立即组织宣传队，在城内张贴布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宣传演出，向驻地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宣传红军主张，受到群众拥护。部队很快筹足了被服和给养，还吸收了数十名青年学生参加红军。接着，许卓抓紧政治宣传工作，鼓舞部队翻越了人烟稀少的苗山区，摆脱了敌人的围堵。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夸他“是一位很好的团政委”。
１９３１年２月５日，红七军决定在粤北的杨溪附近抢渡乐昌河（又名武水），直奔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乐昌河水深流急，河面宽阔，只有两只小船，一次顶多能渡３０来人，往返一次几十分钟，渡河行动十分缓慢。许卓率领第五十五团先行部队渡过了河，控制河东滩头高地，掩护大部队渡河。两只小船不停地在河面来往穿梭。下午４时，后面的连队、辎重骡马和随队的轻伤员也陆续到达，岸边挤满了待渡的人群。这时，粤军乘汽艇从韶关方向疯狂冲来，发起突然袭击。枪声、炮声骤然四起，弹片乱飞，迫击炮打到河里掀起浊浪水柱，红军部队被截为两段，队伍发生混乱，情况非常危急。许卓一跃而起，跳上一个土墩，一颗炮弹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土石飞溅，他全然不顾，挥动着驳壳枪，大声喊道：“不要惊慌，听我指挥！”他立即带领第五十五团二营五连，沿着长有稀疏树木的河岸，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以密集火力阻击敌人。激战相持一小时，掩护了正渡河的连队安全登岸，又掩护邓小平率领已渡河的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部分向东突围。
突围部队一气走了百余里路，到达江西省崇义县。军前委决定由邓小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部队撤退到营前镇时，根据邓小平离开前留下的信函所指示的精神，许卓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许进（又名许盨）为军政治部主任。红七军从右江根据地出发，转战桂、粤、湘、赣，原来浩浩荡荡的７０００余人队伍，这时只剩下了千余人，而且少弹缺粮。许卓深感忧虑，像有一块顽石重重地压在他的心上，辗转难眠。为了巩固部队，他组织新党员宣誓，亲拟誓词：“保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勇敢作战，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他在宣誓会上发表演讲，提出现时党的主要任务是“造就一个个坚固的红军连队”。一天傍晚，许卓到红军卫生队看望伤员，伤员们围拢上来劈头就问：“政委，我们真的能找到朱毛领导的中央红军吗？”他握着拳头，激昂地回答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为着解放工农而战，只要不向困难低头，不向敌人屈服，一定能找到中央红军，找到通往胜利的道路。”简短有力的话，给伤员们以无穷的力量。
不久，国民党军蒋光鼐和何键部以绝对优势兵力，分数路包围过来，红七军处境极其危险。许卓当时身患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意志，拄着木棍，与总指挥（此时亦为五十五团团长）李明瑞一起，指挥部队避敌锋芒，利用当夜细雨濛濛、大雾弥漫的天气，巧妙地从敌人重重包围中撤出。随后，他与李明瑞率部在茶陵、莲花、酃县、宁冈之间纵横驰骋，与敌作战，冲破敌人的包围堵截，连克数城。４月间，他们直抵湘赣革命根据地永新县，与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军部机关一部分人员和五十八团的大部分重新会合。接着，红七军发动安福战斗，击溃守敌，军威大震，乘胜横渡赣江，７月间到达于都县桥头圩，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在这漫长的征途中，红七军前后行程７０００多华里，时间十个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为表彰这支部队不畏艰难、勇敢作战的精神，特奖给一面“转战千里”的锦旗。
会师不久，许卓率部投入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不幸，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肃反”扩大化，许卓被无辜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从前线押回军部受审。他忍辱负重，坚信真理，每次受审回到关押他的磨坊里，总是异常沉静，没有怒骂，没有叹息，极其乐观地对人说：“我是革命的信徒，相信革命的队伍终究会认识我的。”
１９３２年３月，正是春绿江南的时节，许卓获释了。６月，他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参谋长。不久，红五军团整编，他又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处长，后任作战局长。在此期间，他协助周恩来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组织指挥了宜黄、乐安等著名战役，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红军总司令部工作期间，制定了参谋工作守则和战时请示汇报工作制度，强调制定作战计划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极力反对“堡垒主义”。他常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钻到地图、文件、电报堆里辛勤工作。每次作战部署确定后，他便主动担负起组织具体实施和战场指挥的大量日常工作，掌握和处置反“围剿”作战情况。在危急关头，他往往冒着生命危险，到第一线去观察、掌握战况，调整作战方案，协助部队指挥员组织战斗。许卓深受周恩来的器重，在总部享有很高的声望，被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１９３３年冬，蒋介石调动重兵和飞机，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不到两个月，敌人在南线已攻占福建永定、上杭等地，形成拉锯局面。被占领的两个县和武平县，原来都是红色苏区，距瑞金只有２００多华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敌钟少奎旅随时可能突破红军的防线，偷袭红色首都瑞金。根据面临的形势，红军总司令部决定组织一个精干的检查团，到武平县的第三军分区了解情况，检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防卫措施，以确保瑞金安全。周恩来副主席指派多谋善战的许卓为检查团团长。
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许卓带领１３人的检查团出发了。他们绕道武平县北，翻越几座大山，经两天冒雨长途跋涉，赶到第三军分区驻地。听了军分区司令员刘化生汇报防卫情况后，许卓提出要到敌钟少奎旅活动最猖獗的交界地段帽村区去观察。刘化生睁大眼睛说：“你要去那里？太危险了，不能去！”许卓用坚决而又温和的口气说：“第三军分区辖区，是中央苏区南线的要塞，帽村区是要塞的前哨，不亲自去看看，我心里不踏实。”
３月４日，天色阴沉沉的，许卓带着参谋、警卫员共六人前往帽村区。晌午时分，走到毛谷森林的风吹帽岭时，忽然从右前方传来喊叫声。许卓驻足向四面探视，紧接着叫道：“有情况，快隐蔽！”就在许卓下命令的同时，山路两边密林里传来了叫嚣声：“捉红军，捉‘蛤蟆’……”
红军战士们刚隐蔽好，敌人从四面向他们冲来，同时枪声大作。许卓看到四面的人影时隐时现，马上提醒大家：“这是大刀会的，还有国民党军的便衣！我们可能被包围了。大家利用地形地物，准备突围！”他立刻指令一名身体比较强壮的战士留下，同他一起掩护大家突围。
许卓用火力压住扑过来的敌人后，发觉自己的左臂负了伤，鲜血直流，子弹也打完了。他换了一个隐蔽的地方，马上把挎包里的文件烧毁，然后从背上取下大刀，向包围过来的敌人砍去。敌人密集的子弹从他的身上穿过。他壮烈牺牲了，时年２９岁。红军部队赶到时，人们看到他倒在血泊里，双目凝望天空……
３月１７日晨，浓雾笼罩着毛谷森林，一棵棵参天的杉树肃穆挺立。缓缓慢行的老人、青年、小孩从四面八方来到帽村，参加在这里召开的追悼会。周恩来、刘伯承来电致哀；红军总部送来的花圈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忠诚的革命战士许卓”。
１９４４年，中共中央有关决议称许卓为“对革命有功的优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