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昆弟，１８９４年３月１８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板溪（今属桃江县）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屡遭不幸，父母双亡，由祖母和叔父抚养成人。他从小热爱读书，７岁入私塾，１３岁入益阳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１９１３年，他得到叔父资助，到长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继续求学。
张昆弟在省立一师读书时，非常刻苦，总是争分夺秒，十分自觉自励。他同毛泽东一样，钻研中国历史、文学，喜爱摘录作笔记，写作心得体会，积累知识和资料，以便日后厚积薄发，有所作为。他对如何读书、如何做人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盲目追风。他不赞成有的人崇拜西洋，排斥中华文化；也不赞成有的人食古不化，钻进故纸堆中不问世事、不读新书。他主张新书要多读，旧书亦必研究。从他的读书笔记中可见，既抄录摘要《庄子》哲言，也详研王船山《读通鉴论》，更喜爱记录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同时，他随读随记写眉批、注解，表达个人对世界、对人生、对历史、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
张昆弟尊师重友。当时在省立一师执教的杨昌济先生，是他最敬重的老师之一。他经常向杨昌济先生请教治学和处世之道，１９１７年８月至９月的日记中就有如下的记述：
“８月１３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
“９月１０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吾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
张昆弟在同好友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等的交往中，特别重视学习他们研究学问，砥砺品行，以及济世匡时的抱负和意志，并在日记中多所记述。
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２日，张昆弟写道：“每读友人日记，令人惭愧交集。何人之日异而月不同，道德、学问蒸蒸有生气向上之势。而吾则不见其进，若或有退焉。振汝筋骨，奋汝雄心，冲决汝一切魔障，向前追进，大呼无畏，大呼猛进，为汝作先锋队焉。”
９月２３日，张昆弟又写道：“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游泳后至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近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囿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
由于张昆弟学习勤勉，尊师重友，又注意道德修养，深受老师和同学爱戴。有次学校举行人物互选时，在全校１１个班４００多名学生的投票中，毛泽东得票最多，居第一名，张昆弟得第四名。
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把张昆弟和毛泽东等紧紧联系在一起。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倡导下，１９１８年４月组织了一个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张昆弟是这个学会的重要活动骨干之一。
张昆弟从省立一师毕业后，没有回家，而是随同毛泽东、蔡和森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用蚕豆拌米饭，自己打柴挑水，一面自修，一面遍访岳麓山下的小镇、村庄，试图寻找一处适合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那种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当他们很快发现这种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而需寻找别的道路时，正好接到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来函，告知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毛泽东立即着手在湖南开展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张昆弟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致力于向国外发展，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张昆弟随毛泽东、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友２０余人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先生协助，他们被介绍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补习法语一年。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他和李维汉、李富春等１６２名学员，乘坐“宝勒笳”号法轮由上海赴法，于１２月７日抵达法国马赛。
当时的法国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济萧条，失业严重。已来法的学生大都找不到工作，又无钱进学校，处境十分艰苦。但这些困难并没有使初到法国的张昆弟后退，他花了很大气力，先在法国北部的香拜尼找到一家工厂做工。他为了使勤工俭学学生都能工读，曾多次与李维汉、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员联系，共同发起在留法学生中组织“工学励进会”，目的是“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互相勉励，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以及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工学励进会成立时，张昆弟是干事会的负责人之一。
张昆弟在勤工俭学期间，读了法译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作了一些社会调查，较广泛地接触了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在他写的一篇题为《法国北海岸之华工》的文章中（见１９２０年上海《时事新报》），明确提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才能得到解放”的思想。他说：“工人想要得到健康的衣食住，在现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想别的法子，无论工资增加到什么地步，都是不行的，非全世界工人全体有彻底的觉悟，把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推翻不可。”这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见解，是他致力于探索革命真理的一个重大成就。
工学励进会后来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在法国蒙达尼召开第一次年会。讨论和修改工学世界社的宗旨时，张昆弟旗帜鲜明地赞同蔡和森的意见。
张昆弟在法国还参与勤工俭学学生进行的三次重要斗争：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８日，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向中国驻法使馆进行请愿的斗争；同年７月，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同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斗争；同年９月，为反对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张昆弟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站在斗争的前列。特别在争回里大的斗争中，他与蔡和森、陈毅、赵世炎、李立三等同学主持召开了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开放里大”的斗争口号，并率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先发队”冲进学校，占领校舍。当北京政府驻法公使陈箓勾结法国当局派军警将他和蔡和森、陈毅等１００余人拘捕后，他隔着铁窗用法语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说明事实真相，并同学友一起开展绝食斗争，发表《绝食宣言》，谴责法国政府的罪恶行径。在经过２８天的狱中斗争后，法国政府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治安”等罪名，于１０月１８日深夜将张昆弟和蔡和森等１００余人强行遣送回国，结束了他近两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张昆弟经香港回到上海。刚到上海，他就给叔父张翰实写了如下一封信，抒写了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和信念：
“侄海外奔走，大志未成，南望洞庭，惟有洒泪而已。侄本拟酬报家庭，以副诸叔送读之殷，但处此恶浊社会，倘不严加整刷，则人民永无幸福，吾决断从事改造社会之大业，社会解决，家庭亦随之解决也！”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张昆弟回到祖国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要积极投身到国内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中。１９２２年春，他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石家庄、郑州、天津等地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工作，是北方党的工运领导骨干成员之一。
张昆弟按照李大钊的指示，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特派员（公开身份是正太铁路总工会特派员）的名义，从北京来到石家庄开展工人运动。他与法国人建的石家庄总机厂工人孙云鹏取得联系后，共同在工人中间做认真细致的发动工作，团结了一批初步觉悟的工人骨干，通过他们相互串连，秘密组织起总机厂所属各厂的工人小组，于１９２２年９月３日正式成立正太铁路总机厂工人同义俱乐部，后改名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在成立大会上，张昆弟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赠送了“劳动万岁”的锦旗，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人的斗争热情。１９２２年底，他们领导铁路工人举行年关罢工，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当时的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后来回忆说：“这次罢工虽有挫折，但还是胜利了，其中张昆弟是有功劳的。”
张昆弟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同时也展示了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肯干和过人的才干。１９２３年张昆弟发动正太铁路和石家庄的工人积极参加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的斗争，显示了北方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优秀特征。
二七大罢工虽然遭到北洋军阀的残暴镇压，但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却仍然蓬勃发展。李大钊着手改组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１９２４年秋建立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任命张昆弟为工农部部长，专事领导恢复北方数省的工人运动。随着工人运动的复兴，张昆弟来到河南郑州开展工人斗争。由于得到驻豫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的合作，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很快恢复了京汉、陇海、道清铁路总工会，同时还建立了焦作等煤矿、豫丰等纱厂、开封兵工厂的工会组织，使中原大地的工人运动再次振兴。至１９２５年夏，工会会员发展到３万多人，各地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热潮。１９２５年８月，张昆弟在领导豫丰纱厂工人斗争中，面对厂方调动厂警和流氓打手袭击工会、打死打伤７０多人的严重形势，采取有力的反击措施，声讨和惩罚反动势力的罪行。他四处奔走呼号，争取全国声援，并与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王荷波等一道，发动京汉、陇海铁路总工会工人参加罢工，并对豫丰纱厂实行棉、煤、纱、布“四不运”。广大工人的联合行动终于迫使厂方接受罢工提出的全部条件，发给被害工人每人抚恤费３０００元，全部赔偿工会的损失，使罢工斗争取得胜利。这时，河南省总工会正式成立，张昆弟当选委员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昆弟转移到天津。９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他是委员之一。１９２８年５月，他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工委书记。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２１日，他出席了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回国后，他同王荷波、刘少奇等领导顺直省委的工作，他还是全国铁路总工会三人常务委员之一和党团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他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１９３１年５月，张昆弟受中共中央的派遣，以特派员身份前往湘鄂西苏区从事工人工作。他来到湘鄂西后，在恢复和建立各级工会组织的基础上，于７月２０日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湘鄂西省总工会，他任总工会党团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湘鄂西苏区的工人运动有了进展：一是恢复了工会组织。如监利、沔阳、潜江等县都建立了工会组织，宜昌、沙市、武汉、岳州等地也建立工会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会工作向白区扩散。二是帮助苏区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防灾救灾，将没收来的地主粮食、财物和大商人的木材、食盐、布匹，分配给灾民渡荒。三是动员工人参加红军，支援反“围剿”斗争。他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主持召开的省总工会会议上，作出了《拥护和扩大红军给养的决定》，发动各级工会先后选派了２３００多名工人参加红三军。此外，他还领导工人组织了赤卫队、担架队、慰劳队，在粉碎敌人的“围剿”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正值苏区军民艰苦进行反“围剿”的时候，湘鄂西中央分局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２日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会议，全面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一决策。到会代表在讨论分局政治报告时，对分局书记夏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张昆弟同万涛、潘家洵等主要干部也就红军北上、江南失守和红军向襄北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谁知党中央支持“左”倾的做法，压制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使大会接受了党中央的“左”倾冒险政策，并贯彻到各项决议之中。例如，在大会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中就规定：“现时工会工作最中心的问题是领导灾民向外斗争”，“发动白区工人罢工，游击战争，引导到一直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省总党团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建立武汉、宜昌、沙市、岳州、长沙、平汉路、武长路……的职工运动。”张昆弟等对这些“左”倾冒险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湘鄂西中央分局的负责人从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同年５月开展的第一次“肃反”运动中，把第四次党代会上的内部争论说成是“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指责“省总以张昆弟为家长，没有张昆弟几乎连工作都要停滞”；还说“工会中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家长制命令主义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充满了反对中央的正确路线”，完全混淆了“肃反”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界限。凡革命队伍内一切对“左”倾领导不满的同志，都被视为各处反对革命的分子，加以逮捕、迫害。而张昆弟这位多年献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英勇战士，只是因为反对个别人的错误领导和存在意见分歧，就被诬为“罗章龙右派的首领”，横遭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１９３２年秋，张昆弟被秘密杀害于湖北洪湖瞿家湾，时年３８岁。
１９８４年，洪湖县城重修了张昆弟烈士纪念碑和纪念馆，让先烈的光辉思想和英雄业绩永远传扬，为后代学习和敬仰。湖南人民也为张昆弟烈士树碑立传，他的斗争精神成为鼓舞家乡人民跟共产党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巨大力量。
（夏远生、唐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