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明，字镜秋，１８９９年出生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李家洼村一长工家里。父亲看小镜秋生性聪明，便节衣缩食，竭尽全力供他读书。郑培明先入村塾，后入邵疃高小。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正在日照上中学，怀着强烈的爱国心，积极带领同学上街演讲，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抵制日货。
郑培明中学还没毕业，就以优异成绩考入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山东省的早期共产党人邓恩铭曾多次到该校进行革命活动，传播先进思想，发展党团组织。郑培明受先进思想的影响，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因此，对当时反动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黑暗统治极为愤恨，经常在学生中直言不讳地发表一些抨击时弊的言论。他曾说：“必须改变社会，打倒军阀，驱逐列强，中华民族才有光明前途。”他的言行深受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拥护。
１９２４年夏，郑培明从青州师范毕业，经人介绍到青岛台东镇小学任教。当初，共产党员邓恩铭在青岛做地下工作时，曾以该校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该校。这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邓佑民在该校任教，并从事工人、学生运动。郑培明在邓佑民的教育引导下，思想进步很快，加深了对革命道理的理解，便主动深入到日本人开办的工厂，了解日本资本家同中国官僚勾结，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镇压工人运动的罪恶行径。他耳闻目睹了列强之侵略、国内军阀之暴横，激起了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在国势艰危、生灵涂炭的情况下，他忧国忧民，决心以身许国，以国家存亡为己任。他经常对青少年进行反帝爱国教育，他号召：“有志青年应以国事为重，要打倒军阀，把列强赶出中国去，雪国耻，争国权，统一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在他的影响教育下，有的青年毅然离家参加了北伐军。
１９２５年春，为寻求救国真理，郑培明离青岛去济南。这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经同乡、早期国民党人丁惟汾推荐，郑培明被任命为山东省社会教育经理处总务，并经常随丁惟汾来往于大布政司街齐鲁书社（国共两党的秘密联络点）。在此，他认识了国民党人王乐平和王仲裕，经他们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郑培明敬仰孙中山，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不畏艰险，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宣传三大政策。
这时，山东军阀张宗昌下令捕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郑培明等人的革命活动经常处在暗探的监视之下。身处险境的他同暗探巧妙周旋，联络进步人士，发动工人、学生，反对军阀统治，协助丁惟汾发展了许多国民党员，壮大了民主革命力量。但是，他的活动也引起了敌人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为摆脱险境，避免损失，经丁惟汾介绍，郑培明到了北京，任国民党执行部会计干事，兼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委员。当时，李大钊负责北方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因此，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设在一起。这样，他得以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并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消息传到北京，李大钊发动和领导北京各界人民连续３次举行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和集会。郑培明带领工人、学生游行和演讲，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积极参与组织“沪案雪耻会”，带头捐款，支援在五卅惨案中蒙难者的亲属。
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革命运动。这时，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通过了反共议案，宣布取消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并在北京组织了伪党部，企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郑培明协助李大钊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在学校、工厂和社会团体中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批国民党左派及进步人士。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在李大钊的组织领导下，１０余万群众、２００多个社会团体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的游行示威活动，会后又组织了２０００多人的请愿团。郑培明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当请愿队伍进入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后，守卫突然封闭了广场上仅有的两个出口，并用马刀、刺刀砍杀群众，当场有４７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还有２００多人受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郑培明在同军警的搏斗中负了重伤。２３日，北京总工会、学联等团体在京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郑培明不顾伤痛，积极发动和组织了这一活动。
４月９日，冯玉祥率国民军打进北京，赶走了段祺瑞。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入关进京，国民军被迫退守南口，奉军占领了京津一带。奉系军阀入关后，勾结各列强，以京津为重点，镇压革命运动。当时，蒙古是军阀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派郑培明等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进蒙，领导、发动蒙古人民的革命运动，分散敌人在京津的统治力量。
是年夏，为了加强北伐军的骨干力量，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到南方参加北伐军。郑培明又被派往广州参加北伐，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译电专员。为争取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国民政府在北京设北方交通局，郑培明又奉命回到北京，任交通局北京总机关部会计主任，兼北方交通局总务科长。
郑培明由广州回北京时，顺便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年迈的父亲希望家庭的重担从此由长子来挑，妻子更是喜出望外，希望丈夫从此再不离开。可已经经受了革命洗礼的郑培明，早已无暇顾及家庭的责任和个人的安危。他对父亲说：“我知道父亲为我受了不少苦，可是，在这个社会里还有更多的人家比咱还苦。我在外边干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为了穷人不受苦才干的。现在洋人侵略中国，中国的军阀欺压老百姓。在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时候，有多少有志青年舍家离业，走上救国道路！有国才有家，我怎能只想自家，不管国家呢？”父亲感到儿子的话有道理，也就不再难为他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为了革命事业，郑培明弃情割爱，同家人挥泪告别。然而，没想到这次竟是最后的诀别。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清晨，奉系军阀及京师警察厅出动了数百名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在北京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师生。李大钊、郑培明等不幸被捕。２８日，郑培明同李大钊等２０名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时年２８岁。
（宁丰书、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