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英烈”邹泽沛
■庞国翔
复旦大学校史馆的“复旦英烈墙”上，红色五角星嵌中的花圈图案下，有这样三行文字——
邹泽沛（１９１６年—１９４１年），四川江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９３３年９月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学习，１９３６年４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１９４１年７月在狱中病逝。
校史馆除了简短的文字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笔者走访了江津龙门场邹氏家族，又查阅上海市青年运动史、上海市党史和上海市档案馆提供的资料，终于，一个血肉丰满的英雄人物展现在眼前……
１９１３年，邹泽沛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江津区）龙门场沱湾街１４４号（复旦“英烈墙”上邹泽沛出生于１９１６年有误）。父亲邹德铭和母亲王氏在这里经营一家专营白酒和榨油的商号。３年后，母亲生下邹泽沛的弟弟邹泽锡。
邹泽沛７岁时，父亲将他送到镇上的小学读书。１９２７年秋，１４岁的邹泽沛与黄宇齐（解放后曾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一起考入江津中学。早年，聂荣臻曾在此就学，组织开展过学潮，播下了革命火种。邹泽沛在学校积极开展学生运动，每次集会和游行都带头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他能将进步老师的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
毕业这年发生的“篮球事件”将邹泽沛推到风口浪尖上。这年上期，他给老家龙门场小学校长黎昌辉写信，说要带八九个中学生回来与小学老师开展篮球比赛。校长满口答应并表示欢迎。这天，邹泽沛带着同学回到龙门场，他先回家吃饭后赶到小学，但校门紧闭，不见人影。一问才知是校长听人说邹泽沛在江津中学是个“领头闹事”的“涉红”分子，于是不打一声招呼就拒绝球赛并关闭校门。邹泽沛犹受奇耻大辱，领头挥拳砸了校门和窗户，并抓起桌上的纸笔，写下“打倒言行不一的校长黎昌辉”等标语满街散发。这下可惹了祸，学校一纸公文将邹泽沛告到县政府。
邹家的生意越来越难做。父亲卧病在床，整天咳嗽。商号的事全由二弟邹泽锡学着打点。父亲多次将邹泽沛叫到病床前，告诫他不要在外惹是生非，好好在家学做生意。但邹泽沛哪里听得进。他对家人说他想到成都读书，父亲不同意。邹泽沛只好求助于学掌家业的二弟邹泽锡，并在二弟支持下先来到成都。
１９３４年，２１岁的邹泽沛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入学后不久就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教联”，接着入团。“教联”属于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所领导，受党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任务是发展革命势力，在教育界开展革命活动。邹泽沛常穿一件粗质的蓝布大褂，身体看起来十分瘦弱，但他行走在校园里，却显得非常的敏捷和有精神。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学潮，策划学生运动。他常到街上进行宣传演讲，声音洪亮、滔滔不绝，很快就会吸引一大群市民倾听，并赢得阵阵掌声。
邹泽沛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到同济大学组建团组织。他立即来到同济大学，代表组织与同济大学的李欣、陈平及唐英之等３位团员接上关系。不久，正式成立同济大学团支部，邹泽沛对团支部工作进行了认真安排和部署。
这一年，邹泽沛给老家寄来一封信和照片。信中话不多，只说他在复旦读书，很认真，也很辛苦。一张照片是身穿白色漂亮的学生装，手扶着一辆自行车，脚穿皮鞋，很洋气。他的目的是想告诉家人，他在上海的条件是很好的，请家人放心。其实，外地早有消息传回老家，说他在上海根本没有读书，而且参加了“乱党”组织。父亲邹德铭痛心疾首，病情加重。
不久，邹泽沛被调往江苏省团委，并任上海沪西区团委书记。当时上海无市一级组织，各区工作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沪西区委组织部长。由于他出色的演讲口才和宣传鼓动能力，１９３６年１月，他又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邹泽沛非常关心上海各大学团组织的工作，常去参加支部活动，帮助制定发展组织计划。他带去《团员常识》和《群众的团》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还有毛泽东接见斯诺的谈话、刘少奇著作《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等等。当时，同济大学团组织负责人李欣曾向往去红军大学，在革命根据地公开从事革命工作。他觉得白区的地下革命斗争总是隐隐蔽蔽，虽有一腔热情，但不能大显身手。邹泽沛了解到李欣的想法后找他促膝谈心：“白区工作屡遭破坏，你若走了，靠谁来坚持白区工作？”在邹泽沛的劝说下，李欣打消了去红军大学的念头，继续留在白区从事革命活动。一次，邹泽沛通知李欣前来领取宣传革命的印刷品。这是一项非常保密的工作，邹泽沛非常严肃地嘱咐李欣要先去著名的大新公司买一些日用品，然后利用日用品的包装盒来装宣传品。李欣按此方法领取了宣传品，在返回的路上遭到敌人搜查。正是大新公司的这些日用品包装盒将宣传品进行了再包装，敌人掀开背包看了看，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就放了行。李欣圆满地完成了传送宣传品的任务，他暗自思忖：好险呀，幸好听了邹泽沛的话。
１９３６年４月１日晚，这是一个漆黑的深夜，共青团江苏省委遭到破坏，邹泽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与邹泽沛同住的共青团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许亚也同时被捕，他俩被一同收押在新闸捕房里。其实，当局并不了解他们真实具体的身份，同时也为了抢功，就没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警察署，而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诉。由于邹泽沛语言缜密、逻辑性强，捕房前后４次提讯，他们的口供都一致，当局找不到一点破绽。捕房只能根据抄获的一些证据，宣判他们是共产党重要分子，煽动工人、市民阴谋推翻租界的统治，最后以“危害民国罪”判处８年徒刑。宣判后，邹泽沛等人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这座监狱关押着几千名犯人，其中多数是盗窃犯、扒手以及个别判了死刑尚未执行的绑票犯人。“政治犯”不多，但都集中关在一幢。当局对“政治犯”采取了最严密的隔离措施，牢房前面是一条走廊，走廊的东西两头是坚实的铁门，铁门平时关着。牢房每间仅三平方米，每人一个号子。一天三顿霉米饭，合起来不过五六两，叫你吃不饱、饿不死。睡的是水泥地，凉气透骨。穿的囚衣，上面打上标识印记，缝上番号。
在狱中，邹泽沛化名为李文新，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且在“政治犯”中加强教育和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坚定革命意志。他利用早晚放风的机会，秘密广泛听取意见。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同难社”，订立了章程，确定了活动的内容，选出了许亚、邹泽沛等人为领导。他们还创办《同难生活》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开展斗争。
这些“政治犯”中，在团江苏省委工作过的有七个人。于是，许亚、邹泽沛又暗中筹建狱中团支部，二人还被选为团支部负责人。支部团结牢中的“政治犯”，加强联系，推动同监狱当局的斗争；同时还进行了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了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
狱方是很害怕犯人进行政治活动的，他们规定除了《圣经》等宗教书籍以外，其他内容的书都不准阅读，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同难社”便向狱方提出准许亲属扩大送书范围、准许用被捕时身上的存款买书的要求。经过若干次的斗争，狱方终于同意他们的“读书要求”。犯人家属一开始以送《三国演义》等书作试探，然后就有计划地送哲学、经济学等书籍。这样，十多种进步书籍陆续被送进牢中，甚至还夹带了《论持久战》单行本等。这些书在狱中秘密传阅，有的难友风趣地把监狱称为“香港大学”。
邹泽沛是个天生的辩才，能言善语，口锋凌厉。无论是对“政治犯”的教育或是面对监狱当局的斗争，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每次放风中，他总是找人谈话。他道理讲得深刻，但通俗易懂，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解，称他为“理论家”。在他的帮助下，狱中的许多同志经受了监狱的锻炼，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出狱后又立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和激烈的革命斗争中。
狱中的邹泽沛曾给江津同乡同学黄宇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他在上海的“生意”蚀了本，很困难，这实际上是暗示他已被捕。１９３９年初冬，老家龙门场沱湾街二弟邹泽锡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信，信中称邹泽锡为“表弟”，写信人自称为“表兄李文新”，信中说他正在狱中。邹泽锡一看便知是大哥邹泽沛笔迹，此信证实了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信息。邹家人忍受着悲伤，寄钱到监狱。父亲得此消息，心痛不已，于三天后溘然而逝。
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他在狱中坚持着斗争。他的身体本来就瘦弱，加上营养不良，忘我工作，特别是狱方的折磨，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但他在斗争中越来越坚强，敌人发现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头头”，对他折磨和拷问就越来越狠毒，总使出各种伎俩折磨他。
邹泽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向狱方提出购药，狱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时咳出血块。１９４１年７月的一个深夜，年仅２８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牺牲，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的黄宇齐曾回江津，向当地介绍邹泽沛在狱中斗争的英勇事迹。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第０１３０６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不久，江津县和龙门乡两级党政负责人亲手将这“纪念证”送到了龙门场沱湾街１４４号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