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益寿，化名宗颖、吴丹枫、宋文斌，曾用名孟平、孟济平，１９０７年５月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徐舍镇美栖村一个贫农家庭。幼年曾读过私塾，后毕业于徐舍临津小学。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宗益寿的祖祖辈辈都在苦难中挣扎。宗益寿１５岁那年，母亲死后无钱安葬，父亲只得将家中赖以为生的二亩二分田典押给地主。１６岁时，父亡，宗益寿只能卖田葬父。从此，宗益寿和幼小的弟妹及祖母的生活更加艰难。宗益寿虽然学过医，任过小学教员，但仍不能维持全家生活，只能将幼妹送给别人当养女。黑暗的现实，苦难的生活，使宗益寿对万恶的旧社会无比憎恨。
１９２６年１月，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宜兴旅外学生、共青团天津地委候补委员史汉清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指派，回宜兴建立了秘密的国民党县党部，发展宗益寿加入国民党，并委派其负责县党部农工部工作。
不久，中共党员、武昌师范大学学生宗盘林回乡。宗盘林和宗益寿同乡，又是邻居，共同的志向和追求使他们经常一起学习，探讨革命真理。他们在本乡发起组织青年协进会，以此作为联络青年、交流思想的组织。此后，宗益寿经常从宗盘林处借回革命理论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宗益寿迅速成长。１９２６年夏，经宗盘林介绍，宗益寿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又被派往上海大学农运讲习班短期学习。这年冬天，学习归来的宗益寿和共青团员宗道章在家乡桂林祠办起了宜兴第一所农民夜校，一面向青年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一面组织学习文化。他联系本村农民的苦难生活激动地说：“地主占有公堂田３０００多亩，农民终年辛劳却还要交租！是谁剥削了农民的血汗？是那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农民只有参加革命，才能过耕者有其田，不受剥削压迫的幸福生活。”农民夜校培养了农村积极分子，为组织农民协会作了准备。
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７日，北伐军攻入宜兴，国民党宜兴县党部公开活动。宗益寿组织农民油印传单、制作旗帜和大幅欢迎标语。当北伐军到达徐舍时，宗益寿立即带领群众欢迎，并为北伐军解决驻地、粮草等问题。在徐舍六义场举行的欢迎北伐军大会上，宗益寿向民众宣讲了许多革命道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出于反共的目的，两次派特派员到宜兴“清党”。中共宜兴县特别支部派宗益寿等党员进入“清党”委员会，抓住时机掌握了实权。“清党”委员会共７名委员，除２名国民党特派员外，其余都是中共党员，宗益寿负责农运工作。因而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时刻，宜兴的党组织不仅没遭破坏，反而有了发展。７月，宜兴县农民协会成立，宗益寿任主任委员。县农协在全县建立了基层农协十多处，发展农协会员８０００多人，为发动宜兴农民暴动奠定了基础。
９月，中共宜兴县特支派宗益寿赴上海，向中共江苏省委报告，要求建立县委，得到省委批准。中共宜兴县委成立后，宗益寿任县委委员，继续领导农运工作。中共宜兴县委胜利地发动了教师索薪、农民抗粪捐、双十节驱逐国民党县长的三次斗争，为宜兴农民暴动作了成功的预演。
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１０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宜兴首先举行武装暴动。宗益寿坚决贯彻省委指示，立即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准备暴动。他和省委特派员万益、段炎华在归迳横山、川埠红庙等地秘密组织和训练农军，使其成为宜兴农民暴动的主力军。
１１月１日，宜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打响了江南农民暴动的第一枪。宗益寿为暴动副总指挥，带领农军冲向县政府、公安局、商团等地。国民党县长闻风逃窜，农民攻占了县政府、公安局，宣布成立了宜兴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宜兴县工农委员会，宜兴上空升起了第一面绣有镰刀、锤子的红旗。工农委员会带领农民烧毁田契、债据，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打开监狱释放穷人，广大民众欢呼雀跃、扬眉吐气。宜兴农民暴动的胜利和红色政权的建立，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急调军队开往宜兴镇压。１１月３日晨，宗益寿和万益、段炎华最后撤出县城，向江浙交界处的山区转移。途中，宗益寿分道赴上海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宜兴农民暴动坚持３天后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宜兴。
１１月底，中共江苏省委派宗益寿（化名吴丹枫）和部分宜兴农民暴动的骨干到如皋县开展农运工作，宗益寿任如皋县济难会负责人。１９２８年３月，中共江苏省委调宗益寿回宜兴恢复党组织。宗益寿在潜洛、双桥、官林等地开展活动，恢复了这些地区的党组织。４月，宗益寿在官林义庄史砚芬家召开会议，重建了中共宜兴县委，书记宗益寿，委员徐秋蝉、蒋吾汝、史砚芬，还指定罗星元恢复了共青团宜兴县委。在此期间，宗益寿到安徽省郎溪县探望了在那里工作的宜兴同志，并在郎溪建平公学召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提出了“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口号，为郎溪暴动作了准备。７月以后，省委调宗益寿任沪宁特委委员，后调中共上海吴淞区委工作。１９２９年的五卅纪念日，宗益寿参加了飞行集会，因和敌人搏斗，衣服上溅有血迹而被捕，被判刑一个月，羁押于英租界提篮桥监狱。
１９２９年９月９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决定由陈云、宗益寿（孟平）、英举、昭和组成农委，领导全省农民运动。１０月３日，宗益寿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常熟检查工作，帮助建立了中共常熟县委，并向省委作了《常熟县委报告》。１０月下旬，宗益寿回宜兴巡视工作，后向省委作了《关于宜兴工作的报告》，对宜兴工作作了详细的汇报。在１１月１８日至２６日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宗益寿（孟济平）当选为省委委员。
１９３０年初，宗益寿调沪西区委，在陈云领导下搞工运工作。这期间，宗益寿参加了江苏省委在沪西泉漳中学召开的宜兴旅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到会的有潘汉年、潘梓年、苏刚达、杭东流等十多人，会后决定派苏刚达和杭东流回宜兴工作，宗益寿向苏刚达交待了工作。４月１５日，正当上海准备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前夕，恽代英、何孟雄、宗益寿、许畏三等坚持原则，抵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１９３１年初，宗益寿调中共法南区委工作。一次，因开会地点被人告密，宗益寿被捕。他在被捕时乘敌人不备，把记有党内同志名单的纸条吞入腹中，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被捕后，宗益寿化名宋文斌，被关押在龙华看守所。有次，妹妹宗瑛去探监，看到戴着手铐脚镣的哥哥，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宗益寿语重心长地对妹妹说：“革命者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革命只许流血，不许流泪，下次看到你可不能哭！”宗益寿在狱中和王洁予（化名周德标）、罗明章等组成狱中党支部，宗益寿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正值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内时期，闸北区委书记黄理文等３０多人被捕入狱后，以王明为书记的江苏省委即给狱中党支部来信，说黄理文等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指示狱中党支部必须给予打击，以消除他们的影响。面对党内的是非曲直，宗益寿冷静地作了处理。他一如既往地热情照顾黄理文等同志，把大家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向敌人斗争。宗益寿还能做好狱中看守的工作，和他们搞好关系，利用有利时机将狱中信件传送出去。宗益寿曾把黄理文给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几封信安全地转送到了党中央。在党组织和亲友们的营救下，宗益寿被判刑半年，关押在上海曹河泾监狱。
宗益寿出狱后，调上海中央特科工作。１９３２年，中共临时中央派宗益寿和他弟弟宗益茂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取信于敌人，宗益寿经党组织批准，在上海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对于一个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要自己登报表明脱离共产党，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啊！想到自己将要受到同志们的误解、亲友的唾弃，将要背上可耻的“叛徒”的罪名，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可是为了党的事业，宗益寿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地打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敌特机关内，宗益寿以共产党员的大无畏气概，机智勇敢地跟敌特周旋、斗争，获得了许多党组织迫切需要的情报，避免了一些党组织遭敌破坏，巧妙地解救了部分被捕的共产党员。有次，国民党特务抓了几个共产党员。为了营救同志，宗益寿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表示，被捕的这几个共产党员是他埋伏在共产党内的内线，要立即释放。敌特务机关信以为真，把被捕的几个共产党员释放了。事后，恐由这件事暴露宗益寿真正共产党员身份，临时中央决定宗益寿兄弟撤出国民党特务机关，隐蔽起来。
１９３３年１月初，临时中央撤离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宗益寿也转到中央苏区，在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任白区工作部部长。１９３４年７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宗益寿调任军的地方工作部部长。临去抗日先遣队前，全总执行局党组书记陈云和宗益寿亲切交谈，给予勉励。７月７日，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南瑞金出发，１１月初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皖南太平县境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抗日。１９３５年１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国民党军包围。在尚未合围之际，参谋长粟裕提出突围，宗益寿等８００多名指战员在粟裕指挥下突围成功。２月，粟裕带领的突出重围的５００多名指战员组成红军挺进师，宗益寿任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３月，为了加强挺进师党政工作领导和扩大活动区域，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由刘瑛、粟裕、黄富武、宗益寿等９人组成，刘瑛任书记。５月初，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任命宗益寿为特委书记。６月４日，宗益寿率挺进师二纵队在浙江龙泉宝溪乡茶岙岭（也称草鞋岭）与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的一个团遭遇，与敌血战一昼夜，打垮敌军一个营后，即兵分二路：其中一路由宗益寿率５０多人，于５日经福建浦城王家洋到达忠信乡篛墙村横源坑宿营。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地处龙泉、遂昌、江山、浦城四县交界。１９３５年６月６日，因有人告密，宗益寿遭敌人袭击而壮烈牺牲，年仅２８岁。
“宗益寿同志和他弟弟小宗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们都是革命烈士。”这是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８日陈云亲笔写的证明材料中的一句话，对宗益寿兄弟给予了高度评价。
（董镇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