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安，乳名君子，学名自俊，曾化名大明、杏林、郁文，１９１１年农历六月初四出生于河南省宜阳县韩城西桃村。
西桃村是豫西一个偏僻的小村，山岭起伏，地瘠民贫，水源缺乏。张自安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一百八九十亩土地，雇了一个长工，在西桃村也算得一户殷实的小康人家。
张自安的母亲程秀梅是一个有胆识、颇有才干的农村妇女，她温柔而内含刚强，善良而不懦弱。父辈相继去世后，在全家仅靠９亩地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她还惦记着西桃村的乡亲们，一到集日，就用大锅做成一锅饭热在火上，来赶集的乡亲可以在这里吃上热腾腾的饭菜。由于她人缘好，心底善良，在西桃村的乡亲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父亲下世后，教育后代的责任就完全落在了这个年轻妇女的身上。母亲的性格、为人，对儿子产生很大影响。在儿子身上，她倾注了全部心血。
１９１８年，张自安来到韩城，跟着自家亲戚、老秀才程秀清上学读书。一年以后程先生病故，张自安又随王泳上学。王泳瘫痪以后，他又先后跟随王霖、赵建楼、赵殿楼等先生读书。
张自安在韩城上学十年来的时间里，先生换了一个又一个，不管先生怎么换，也不论跟着谁上学，他都认真学习，刻苦读书。上学期间，他练出了一手漂亮的柳体字，写一手好文章。他团结同学，从不惹事生非，是当时同学中的佼佼者。他以自己出色的学习成绩，赢得了先生的赏识，博得了同学的好评。
１９２７年５月，冯玉祥率国民军来到宜阳韩城。冯军中有不少中共党员，“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标语写满了韩城镇。一些军人还上街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冯玉祥部队当时唱的歌曲中“为救民死泰山重，老死乡里的鸿毛轻”两句，深深地印在张自安的脑海里。在豫西这片闭塞的土地上，这些新的革命思想，犹如一阵春风吹绿了大地，给张自安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些革命道理，犹如久旱之际的甘霖，滋润着张自安的心田。
随着岁月的流逝，张自安由一个嫩弱的小孩子长成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正当张自安勤奋学习、学业精进的时候，土匪打开了韩城寨，学校停办，他也不得不中途辍学。后来，他到安阳考入石友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１９２９年秋，他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０年春天，张自安和张剑石一道回到宜阳，在西桃村他家前院瓦房里办起了农民夜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本国文课文，除教学生读书认字外，还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把深刻的革命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他教学生们唱革命歌谣，“我们穷人真可怜，一年四季缺吃又少穿……”他掂着身上的衣服对学生说：“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是布做的，每织一匹布，工人要吃多少苦。我们吃的饭是谷子碾成的米，每收一粒谷，农民要受多少苦。没有工农肯吃苦，世上哪有布和谷！工人织了布，农民种了谷，都被地主资本家霸占去了。他们吃香的，穿好的，我们工人农民才像歌中唱的缺吃又无穿。我们要起来闹革命，打倒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革命成功了，穷人分了地，就有好日子过了。”他给学生写的模仿大字内容是：“打倒不平等世界就是革命！”“一二三四五六七，遍地工农都哭泣，终岁勤劳混一饱。试看军阀与官僚，一饭千金挥如泥。”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他在夜校学员中发展彭新民、张自惠、王连松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自安又先后在桃村、韩城、官庄、石村、水沟庙、鱼泉、柳泉、福昌、仁后、南留等地发展中共党员一百来人。在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时，他总是指着临时做的中共党旗说：“我们党旗上的图案是镰刀斧头。镰刀代表农民，斧头代表工人，工农是国家的主义。我们要诚心诚意为工农服务。党旗为什么是红色的呢？他是用革命的鲜血染成的。我们在白区工作，敌人有军队，有监狱，我们却手无寸铁，只有依靠马列主义进行工作。万一我们被捕了，仍要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卖党。为了革命，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１９３２年，中共洛阳中心县委屡遭破坏。这年冬天，张自安在南留小学教三四年级算术、国语和全校体育，早操和上体育课时领学生喊“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平均地权”“恢复中华”等口号，教学生唱“黑夜过去天破晓”“苏武牧羊”“中国国民志气宏”等歌曲。
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中年妇女在路边哭泣，了解到这个妇女急需用钱为亲人治病，就把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接济了她。一个姓杨的穷人得了儿子，兴冲冲地跑到学校请张老师为孩子起名，张自安思考后说：“就叫杨友好吧。一方面表示我们穷人有后代，一方面纪念你我之间的友谊。”孩子的父亲一听连连叫好。
一天夜里，他在地下党员何率家的客屋里，与牛立雪同榻而卧，就将《女神》中“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诗句，一句一句教给牛立雪。在这夜深人静的冬夜，张自安念一句，牛立雪跟着学一句。
１９３３年秋天，张自安任洛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为了配合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他组织渑池、偃师、洛宁的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到处贴满了“拥护苏维埃政权！”“打倒土豪劣绅！”“蒋军不灭，百姓不歇！”“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传单。
１９３３年冬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张自安和王庆年来到了宜阳西桃村。这时，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一阵阵疼痛，漫天飞雪不断往人身上扑打。王庆年身穿棉衣还冻得浑身颤抖，而张自安却身穿夹衣。当走到张自安家村边时，王庆年劝他回去看看母亲、妻子，换上棉衣再走，他摇摇头算是作了回答。
“你家里没有棉衣？”王庆年关心地问。
“有。”
“那你为啥不回去换上呢？”
张自安紧咬牙关，低头不语。
“难道你就不想回去看看你妈妈？”王庆年进一步追问。
“想，咋能不想呢？人生在世，谁能没有母子之情？说实在话，我也真想回去看看母亲。”停了一停，张自安颇动感情地说：“我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三门头就我一个独子，如果我就这样穿着夹衣回去，母亲还不心疼得放声大哭？要是那样，我们还能走吗？”他果断地说：“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他们两个站在村边，张自安深情向母亲和妻子的住房看了几眼，毅然地迈开脚步，迎着风雪，向夜幕中走去。
１９３４年春，张自安（化名张大明）调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为了便于工作，省委决定省妇联负责人赵秀兰（化名张刘氏）和他假借夫妻名义，通过豫丰纱厂中共党支部书记张治平在郑州南头工人住宅区租房居住，开展工作。
赵秀兰是河南省民权县老杨庄人，１９１５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１２岁时，她即到开封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办的一家妇女工厂当童工。１９２９年底，因关厂失业。次年３月８日，她参加了开封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该厂职工要求复工的斗争，被逮捕入狱。出狱后，由刘素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妇运、工运和学运工作，年底到上海学习。１９３１年３月由上海返回开封，不久经刘素青、孙敬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４年１月，调任中共河南省委妇女部长。张自安调任省委军委书记后，省委书记吕文远指派她与张自安组成“小家庭”，掩护中共河南省委军委机关。
１９３４年，张自安到豫南国民党部队和郑州工厂了解情况。６月初，因叛徒丁国祯告密，如他立即转移，不再和赵秀兰回“家”，完全有可能转移出去。但张自安惦记着“家”里尚未送出去的重要文件，一旦落入叛徒手里，将会造成重大损失。他们一道回去迅速处理了文件，把一些来不及销毁的传单放在篮子里带走，并装扮成商人准备乘火车到信阳去，但在去火车站的途中不幸被捕。
张自安和赵秀兰被捕后，被押到开封绥靖公署军法处。他们一来到军法处，就听到皮鞭的抽打声，闻到了一股烙铁在人身上发出的带着血腥的焦糊味。
审判官一看到张自安和赵秀兰来到法庭，就气势汹汹地问：“你叫张大明？”
张自安没有开口，只是点了点头。
“你是共产党吗？”
“是。”
“你入党多长时间？”
“一个来月。”
“你是干什么的？”
“饭店跑堂的。”
“你的介绍人是谁？”
“不知道。”
“还有谁是共产党员？”
“天下穷人都是共产党。”
张自安被拉下去一阵毒打，拉出来时已血肉模糊，遍体鳞伤，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再审，回答仍然是“不知道”。
“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青年，就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只要你……”
“我早考虑过了，只有推翻你们的反动统治，国家才有出路，人民才有希望，我张大明才有前途。”
“你这样硬顶下去有什么好处？年纪轻轻，你就不怕死吗？”
“怕死不革命，怕死不当共产党员。随你便吧。”
尽管敌人施以酷刑，张自安坚不吐实，没有让敌人得到半点有用的情况。敌人只好将他收监审查。
１９３５年６月，张自安在开封西郊被杀害，年仅２４岁。
解放后，张自安烈士的骨灰被分别安葬在洛阳市烈士陵园和宜阳烈士陵园。宜阳县为张自安烈士修建了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