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昌赉，又名郑致平、郑衡、郑子平、梁兴，１９１４年生于四川省隆昌县道光坪油房街一个地主家庭。在他懂事时，家庭已开始衰败。他自幼酷爱读书，待人热情，举止大方，善于言谈，做什么事也不甘心落后于人。他上中学后，喜欢看政治书籍，从中接受了进步思想，渐渐地对旧社会产生不满。
１９３２年初春，郑昌赉结识了隆昌进步青年钟泰西、黄定馆、蔡言煜等人。他们在一起交流思想，评论黑暗的现实，彼此心心相印，有共同语言。他们在共产党员张荣禄的指导下，成立了隆昌进步青年组织“赤霞社”。在这个组织里，郑昌赉和朋友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经常以赛球或茶话的方式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这年秋，郑昌赉加入了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联盟”，并任小组长。
１９３２年冬，郑昌赉经文光斗（中共泸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共青团隆昌特别支部书记。这时，他已从隆昌县中毕业，去楼丰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他在中共隆昌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利用工余时间带领团支部其他成员积极工作，在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激发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并和团组织的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到农村，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共青团隆昌特支发展了２０几名团员，并发展了团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互济社”成员近百人。郑昌赉还和团特支组织委员张宗明、宣传委员邓吉人等一起办起了针砭时弊、抨击黑暗的《匕首》小刊物，亲自为这个刊物撰写发刊词。他们自制土油印机，秘密刻印材料、散发传单。《匕首》的出现，在隆昌县城引起了强烈反响。
１９３４年初，郑昌赉和邓吉人等人商议到南京报考军事学校，想学好军事技术更好地从事革命斗争。郑昌赉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共隆昌特支作了汇报，在征得特支的同意后，郑昌赉便将团的工作交给薛奎俊。１９３４年夏，郑昌赉考入了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事学校。１９３５年春，中共隆昌地下党组织被叛徒喻文若出卖，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隆昌县“清共”委员会即将郑昌赉等人情况电告南京警备司令部，郑昌赉和在炮兵学校读书的邓吉人、在化学兵学校读书的蔡言煜，以及刚从隆昌疏散去南京的张宗明等先后被逮捕。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有关条例，判处郑昌赉１２年徒刑，其余三人分别被判处徒刑八年、六年。
判刑后，敌人将他们送去南京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郑昌赉被分在监狱办的打米厂做苦工，和他同牢房的陈阜是中共党员，另外还有几个思想进步的大学生。为了取得看书学习的权利，狱中党组织决定组织难友怠工、罢工，迫使监狱当局答应全体“政治犯”提出的“要求看书权利”的条件。郑昌赉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先是磨洋工，将原来一天能干完的活拖到五天也不干完。在斗争中，敌人的皮鞭不断往郑昌赉等人身上抽打，但他们无所畏惧，后来由怠工发展到罢工、绝食。这时，敌人被迫答应了狱中“政治犯”提出的“自由看书”的要求。郑昌赉和难友们白天干完活，回到牢房就认真学习想方设法弄到的理论书籍。他在狱中先后读完了《政治经济学》《新经济学大纲》等理论书籍，还向同牢房的难友学习俄语。特别是陈阜对他的帮助最大，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分析革命形势，交流学习体会。狱中的学习和斗争，逐渐使郑昌赉真正懂得了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懂得了一个革命者肩负的历史使命，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
１９３６年，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无条件释放全部“政治犯”，以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共同抗日的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政治犯”，郑昌赉等在１９３７年秋获得释放。他跨出被关押了两年多的监狱大门时，正是“淞沪大会战”之际，江南已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所见所闻的是，一群群扶老携幼的难胞们向南京方面逃来，日机经常前来南京轰炸、扫射，瞬时烟火弥漫，血肉横飞，哀号四起……这一切，都激励着郑昌赉必须立即投入抗日救亡第一线。郑昌赉带着百多名难友，找到了比他们先期出狱的陈阜，陈阜即带他们到浙江南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１９３７年冬，郑昌赉随陈阜到了浙南地区后，改名郑致平，经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刘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８年５月，刘英派郑昌赉去萧山县政府自卫大队任参谋长。这是一支由地方爱国人士组织的抗日队伍，郑昌赉去后时刻不忘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积极培养爱国有志之士，团结了一批骨干力量。这年１０月，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左派邓讱出任浙西安吉县县长，奉浙江省政府之命，随带萧山县政府自卫大队三个中队同赴安吉。郑昌赉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指示，也随自卫大队一起到了安吉县，任安吉县自卫大队指导员。不久，中共浙西特委指示郑昌赉组建中共安吉工委，并任命郑昌赉为工委书记。
１９３９年春，中共浙西特委调郑昌赉到杭（州）、嘉（兴）、湖（湖州，现为吴兴）一带工作。这一带情况很复杂，主要城市由日寇占领，农村既有国民党的部队、中统和各种杂牌部队，又有汪伪汉奸部队，也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抗日游击队。郑昌赉到吴兴后，改名叫郑衡，在朱希、汪鹤松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部队担任政工队长。郑昌赉在这支部队不仅工作认真，待人热情，而且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深受官兵敬重。在取得浙西特委负责人朱辉和单洁同意后，他在进步青年中个别吸收入党，还在当地农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发展了数百名“救国会”会员。
１９３９年底，汪鹤松接受国民党苏南行署收编，将部队改为江南保安第三团，完全投靠了国民党。郑昌赉根据中共浙西特委指示，离开了这支队伍，去吴兴县双林乡找有爱国思想的赵安民部，并动员赵安民拿出一批枪。郑昌赉正在准备组建一支自己的武装之时，中共浙西特委通知他去吴兴县塘北区，协助在那里工作的李演一道建立自己的武装。那时，塘北的工作才开展，环境极为艰苦，仅有几个人、两支枪。郑昌赉去后，和李演一起，坚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武装的工作进展较快。
１９４０年春，郑昌赉到塘北地区后不久，得到“抗日救国会”成员的报告，有小股土匪经常在轧村桥一带抢劫，搔扰百姓。一天晚上，郑昌赉把刚组织的队伍集中起来，带到轧村桥作好布置，待机行事。等了不一会，三个土匪果然来了，钻进了郑昌赉事先布置好的“口袋”。郑昌赉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当即抓住了这三个土匪，缴获了武器。首战胜利使初建的部队经受了一次锻炼，也鼓舞了士气。
这次行动后不到一个月，郑昌赉又提出偷袭湖州潘公桥伪警察所的计划。他事先两次派侦察员侦察情况，和同志们一起周密地研究了行动方案、进出路线。一天，郑昌赉率十几名战士乔装来到潘公桥伪警察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成功，缴获了一批枪支。当湖州县城的敌人发觉时，郑昌赉早已率部离去了。
在斗争中，队伍扩大到２０多人，枪也增多了，郑昌赉向中共浙西特委提出成立“抗日反汪同盟军”（简称“抗日反汪军”）的建议。浙西特委批准了他的建议，任命郑昌赉为队长，李演为指导员。这时，郑昌赉改名为梁兴。
“抗日反汪军”成立后，部队就集中行动了。集中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队伍的给养问题。由于国民党特务以及汪伪军等的跟踪破坏，“抗日反汪军”经常行军转移，生活极端困难。战士们虽然又苦又累，但战斗热情是很高的，特别是郑昌赉那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对战士们感染很深。他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宣传抗日道理，教战士们学军事技术，大家非常喜欢他，尊敬他。１９４０年初夏，郑昌赉因为没有夏衣还是穿着长袍，却风趣地对大家说：“穿长衫子免得太阳晒皮子。”
眼看部队的生活困难越来越大，郑昌赉和李演商量，决定到湖州（吴兴）的第六区找区长陈袒望搞点经费。陈袒望虽是国民党委派的，但他尚有抗日爱国的思想。郑昌赉和李演带队到六区找到陈袒望时，他当即表示支持。当队伍在双林（区所在地）宿营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即将“抗日反汪军”到双林的情报密报上司。第二天拂晓前，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土匪等就将双林镇包围。
那个地方三面是河，只有一条通路，敌人早已重兵把守，进行了严密封锁。郑昌赉等当即决定向北面渡河突围，率领队伍沉着应战，往河边撤退。郑昌赉和李演在队伍最后面，阻击敌人。在这紧急时刻，郑昌赉果断地对李演说：“你赶快过河带队突围，我留下作掩护！”说完，他不容分辩地把战友推下河。这时，国民党军呐喊着向他们冲来，子弹像雨点般落在郑昌赉周围。他举起手枪向敌人射击，待同志们都过河后，才且战且退。但在过河后上岸时，不幸胸部连中两弹，鲜血如注。他捂住胸高呼：“我为中华民族牺牲啦！”英雄气壮山河的呼喊声，激励着战友们突出了重围。
郑昌赉虽然倒下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祖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