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迸发
1951年元旦来临的前几天，中南海与朝鲜前线的电报往来格外密集——
1950年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目前英美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12月29日，毛泽东在发给志愿军总部的电报中强调：“如果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接连三封电报，直指一个目标：三八线。
中朝部队突破三八线向南挺进。
毛泽东的决心是，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清楚，以美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物资保障能力，一旦让其整军再战，必然会是更大规模和更大强度的反扑；只有让敌人痛上加痛，才会起到震慑作用，才会激化美国与其仆从国之间的矛盾，才会激发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从而把美国人彻底打到谈判桌上。
1950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邦克·李奇微在凛冽寒风中抵达朝鲜战场，接替翻车身亡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同时兼任“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与习惯于戴墨镜、叼烟斗、挎着手枪的麦克阿瑟相比，李奇微也是一位个性十足的美军悍将，喜欢歪戴着一顶毛边帽子，战斗服外套件马甲，胸前还吊着两颗黑色的瓜形手雷——据说，这两枚手雷一直伴着他在朝鲜战场上度过了一年零6个月。
李奇微没有麦克阿瑟那么大的名声，但同样有着不凡的战争经验。西点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来指挥第八十二空降师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实施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诺曼底登陆战役后升任美第十八空降军军长。早年的李奇微，还曾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当过副连长。从1912年开始，十五团驻天津长达27年之久。马歇尔、史迪威都有过在这个团服役的经历。
沃克阵亡不过三天，五角大楼便匆匆选派这样一位“中国通”到朝鲜，无疑是想挽救战场颓势。事实上，李奇微原本也想着立即转入进攻以争取战争主动，然而，当他视察了自己的部队后才发现，他的心情甚至比朝鲜的天气还要阴冷——遭受志愿军重创的美第八集团军，已经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李奇微悲哀地承认：“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长官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无奈之下，李奇微只好快速部署防御，阻止志愿军继续南进。此时的“联合国军”基本防线兵力为13个师又3个旅20余万。李奇微玩了一个心眼，他将南朝鲜8个师放在第一线，把美军和英军放在第二线，以便可攻可防、随时撤退。不过，李奇微不曾料到，他的西起临津江、东达东海岸的防线刚刚部署完毕，志愿军的炮火急袭，就随着飘舞的雪花开始了。
黄昏血色。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发起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不过一昼夜，南朝鲜第一、第二师全线崩溃，汉江以北的美军第一、第二军陷入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刚刚在元旦清晨向麦克阿瑟发出新年贺卡的李奇微目睹这一幕“深感震惊”：“我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
1951年1月2日，李奇微下令放弃汉城。撤退之前，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给彭德怀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1月3日，第50军第149师在高阳地区全歼掩护美军从汉城撤退的英第29旅皇家坦克营。图为被击毁的坦克。
与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相比，中将李奇微谨慎得多也心细得多。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歼敌1.9万人，兵锋直至“三七线”。不过，李奇微也发现了志愿军的“短板”，那就是，志愿军发起的每场战役几乎多是五至七天左右的“礼拜攻势”，他由此断定志愿军的后勤补给极限为一个星期。他命令：轰炸机不分昼夜倾巢出动，不仅要摧毁中国军队的补给线，还要用燃烧弹、照明弹把黑夜变成白昼，最大限度地抵消志愿军的近战、夜战优势。
杜鲁门政府自然也不甘心强大的美国败在新中国面前。1月6日，杜鲁门签署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1951年度美国军费预算猛增到450亿美元，暴涨80%。从美国本土和其他战区抽调的大批二战老兵迅速补充到朝鲜战场，各种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调往前线。
1月25日，第三次战役结束不到两周，李奇微号称“霹雳作战”的大反扑就开始了。这一天，距离中国的春节还有11天。也许，“联合国军”企图以这样一种春节攻势，来为它的“圣诞节”完败雪耻。
这是志愿军最为艰难的时刻。从1950年10月25日打响第一次战役，首批入朝作战部队已连续鏖战整整三个月，远离祖国、伤病严重、补给困难……这时的“联合国军”，进攻兵力已达23万，海空兵力13万人。而中朝军队的一线防御兵力仅有21万。美军一个师拥有各类火炮959门，志愿军火力最强的第39军，火炮数量也不到200门。
双方的较量，成了钢铁与筋骨的比拼。美军士兵所依赖的，是世界第一强国的科技与工业制造能力；中国士兵所依靠的，则是敢于胜利的信心和毅力。美国老兵贝文·亚历山大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写道，“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他们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数十万官兵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弹幕火海。”
东反西顶——邓华、韩先楚，这两位曾经携手挥师海南岛的战将，分别指挥东西两线战役兵团防守阻击。
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在西线68公里的战线上重点防御，抗击包括美军6个师和土耳其、英国各1个旅在内的“联合国军”主力——硬是让美军第一、第九军两支机械化精锐部队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而徒步作战的志愿军此前攻击同一段路程，不过半天时间。
优秀的军事家都有一双穿越硝烟的锐利眼睛。几乎在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短板”的同时，彭德怀和指挥东线作战的邓华，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奇微排兵布阵上的疏漏，在美军和南朝鲜军翼侧暴露之际，抓住战机，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中的东线关键一战，横城反击战，敌我伤亡之比为3.72∶1。
在横城地区黄巨山阻击战中，志愿军某部9连坚守阵地两昼夜，打退“联合国军”十余次冲锋，荣获“黄巨山英雄连”称号。
这一战，涌现出一对“双子星座”。33岁的第40军118师师长邓岳指挥部队大胆穿插、断敌后路，毙伤南朝鲜军656名，俘敌2178人。毛泽东称赞邓岳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未满34岁的张竭诚率领的第39军117师创造了朝鲜战场上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的纪录：激战1小时，歼敌3350人，俘敌2500人，其中俘虏美军800人……后来，两人又分别出任解放军两支“王牌部队”第38军和第39军军长。
横城之战，发生在那一年的大年初六。当时的117师作战科长、已是93岁高龄的李宏垠老人还记得：“志愿军缴获火炮139门，汽车550辆，足足可以装备两个炮兵团和一个汽车团。战后才发现，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就在这样的隆隆炮声中度过了。”
第四次战役持续到当年的4月21日。在付出每天伤亡900人才推进1.3公里的代价后，“联合国军”被迫在三八线附近停了下来。接任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的李奇微后来回忆：“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此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挑起中美对抗的杜鲁门，也因为朝鲜战争的失利威信扫地，宣布不再谋求总统连任。
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学，成了受命主导新的攻势的指挥员——他，就是此时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詹姆斯·奥尔沃德·范佛里特。
范佛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乍一听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不过是企图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小山包——上甘岭。
坚守在上甘岭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向敌人射击。
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佛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好莱坞当红女星珍妮·罗素的名字，被美军用来命名上甘岭597.9高地，以表明势在必得之决心。
范佛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滥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
然而，范佛里特没有想到，他的部队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之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珍妮·罗素自然也没有想到，她那天使般的微笑，同样未能给美军带来好运——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活了整整100岁的范佛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问：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血战上甘岭，志愿军第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军长秦基伟誓言铮铮：“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一代英雄的脊梁。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