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旧大衣

■王 筠

第一次看到志愿军老兵杨兰贵的那件旧大衣，还是20多年前的一个寒冷冬日。

临近年关，按照惯例，我和武装部的几个同志一起，走访慰问老战士和军烈属。这天，我们来到了汶河岸边的汶河村，看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兵杨兰贵。

时近正午，难得一见的太阳挂在当头，给寒冷的冬日带来了些许温暖。杨兰贵老人和他的老伴都在不大的院子里晒太阳。老两口相对而坐，面前摊放着一叠棉被似的东西。走近了，我才看清那是一件不知道什么年代的旧大衣，说黄不黄，说白不白，袖子、肩膀和大襟处还打着补丁，显示出岁月的印痕。大衣的里子已经被虫子啃咬得不成样子了，好像提起来一抖就能散了架。

那时候的杨兰贵年过古稀，身体还很硬朗，头脑也清晰。他对我们笑了笑，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毁了，都毁了，不能穿了。”

看着面前的老人，我想打电话请负责后勤的同志送一件军大衣过来。老人家南征北战大半辈子，如果寒冬腊月连一件御寒的大衣都没有，会让我们这些晚辈心生不安。杨兰贵的老伴闻听，用响亮的沂蒙口音对我们说：

“不是缺新的，是他这个旧的舍不得扔。藏金藏银似的藏了几十年了，舍不得穿，舍不得盖。你看看，都给虫子咬毁了……”

杨兰贵1947年参军。那一年5月底，孟良崮战役在他的家乡打响，他跟村里的乡亲们一道为队伍抬担架。战斗打了三天三夜，他们抬了三天三夜的担架，从孟良崮周边的阵地上抢救下来很多我军的伤员。伤员中有一个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的班长，大腿上中了一枪，还不肯下来，是杨兰贵硬给抬下来的。

班长和杨兰贵因此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后来汶河村村头上过队伍，杨兰贵又看到了那个班长。班长坐在一辆牛车上对他招手，嗓门异常洪亮：“小贵子，你年纪轻轻的搁家里头有个嘛耍头？走，跟上俺，上前线打仗去！”

小贵子是杨兰贵的小名。

杨兰贵就这样跟班长走了。他参加的是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也就是后来的第27军。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们所属部队紧急开赴中朝边境鸭绿江，来不及休整和换装，十几万大军就冒着漫天大雪踏上了陌生的战场。他们的目标，是盖马高原上的长津湖。

当年的班长这时候已经是杨兰贵的连长了，虽然腿上的旧枪伤让他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但是指挥打仗麻利得很，有股不服输的劲头。

天寒地冻，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由于缺乏御寒的服装和果腹的食物，部队减员非常严重，每天都有因为冻伤而无法行军的官兵掉队。每晚宿营的时候，连长都会拿出一件土黄色的翻毛皮大衣，杨兰贵和几个战友盖着连长的皮大衣，紧紧靠在一起取暖。

部队夜行晓宿数个昼夜，终于赶到了长津湖战役集结地，一举将敌军分割包围在长津湖水库东、西、南三岸，发起了一波又一波顽强、惨烈而又悲壮的攻击。

让杨兰贵刻骨铭心的那一战，他和战友们潜伏在积雪覆盖的阵地上，又冷又饿。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划着他们的手脚和脸庞，开始还有痛感，后来渐渐变得麻木，没有了知觉。当夜幕降临，冲锋号激越吹响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连长听到他痛苦的声音，把那件大衣甩在他身上，举枪冲向了山下的敌人。

这一战，志愿军第27军全歼美军第7师第31团，将这个不可一世的“北极熊团”的团旗踩在了脚下。

杨兰贵记得他的老连长姓黄，是胶东人。但是老连长没能看到缴获“北极熊团”团旗的时刻，也没能再见到他从沂蒙山区带出来的兵。腹部中弹加上失血和严寒，使他倒在了迎击新兴里敌军的道路上，牺牲在零下几十度的长津湖畔。而他的电话兵杨兰贵却因为这件大衣保住了生命。他冻掉了三个脚指头，最终随着志愿军胜利凯旋。

杨兰贵后来想，连长要是不把那件大衣给了他也许就不会牺牲，他会伤愈归队，一踮一踮地重新带着他们冲锋陷阵。连长还是他的连长，他们还会裹着同一件大衣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后来，杨兰贵复员回到了沂蒙山，这件大衣也被他带回了家乡。于他而言，那是一件遗物，更是一种信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兰贵经历了各种变化。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一直保存着那件大衣，哪怕它已经被虫子咬得破败不堪。

再一次见到杨兰贵老人，是五六年前的事情。

那时我已经离开沂蒙多年，因为创作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小说而重返故地，再访志愿军老兵。杨兰贵老人已经94岁了，还住在那个农家小院里。我特意问了问那件大衣的事情。老人家颤巍巍地把我领到一个墙角，打开一口老旧的樟木箱子。昏黄的灯光下，他从抗美援朝战场带回来的大衣正静静地放在箱子里。

一年后，志愿军老兵杨兰贵去世了，享年95岁。我没能去送老人家最后一程，当然也没能再看到那件大衣。沂蒙山有老人过世，将其遗物在逝者坟前通通烧掉的习俗，我以为那件大衣也不例外。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借着这个契机，我再次回到沂蒙。没想到，在当地的纪念馆，我又见到了杨兰贵的大衣。

经过了真空包装和处理，那件分不清颜色的大衣工工整整陈列在纪念馆的玻璃展柜中。每当参观者经过，都会停下脚步，聆听那一段温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