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和运用好辩证唯物主义

■谌 力  武 智

1937年夏，毛泽东同志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讲义名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提纲分为三章，其中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和第三章部分章节分别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最初版本。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同志从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军对战讲起，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实践的唯物论”转向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强调“唯物辩证法是惟一科学的认识论”。正是由于把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着重点由本体论转移至认识论，使“实践论”更直接地指向了中国现实和中国革命的实践。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以知和行这对传统中国哲学范畴为基点，集中阐发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在他看来，知和行的统一是在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通过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和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第二次飞跃，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但这两次飞跃并非一次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正是在“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往复中，人们获得了符合客观的真理性认识，并通过实践得到检验并不断发展。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主要通过批驳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指明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外部而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由于矛盾的特殊性，人们的认识活动首先是在实践中接触和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并经过对各种个别、特殊事物的抽象概括，提取出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性认识，并进而指导新的实践。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认识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都可能使认识不断地深化。通过“特殊—一般—特殊”的循环往复，能使人的认识科学指导实践，避免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实践论》《矛盾论》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哲学著作。时代在发展，虽然“当时的需要”未必是“现时的需要”，但其内含的理论价值却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为《实践论》《矛盾论》突破了传统“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束缚，没有从一般抽象的层面上和庸俗经验的视角上看问题，而是以“实践”为桥梁，理清了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真正统一起来。正是通过“实践—认识—实践”和“特殊—一般—特殊”的循环往复，我们党才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才不断获得了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性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写下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灵活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我们党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树立了光辉典范。习主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新征程上，我们要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不断推进“两个结合”，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在“实践—认识—实践”和“特殊—一般—特殊”的循环往复中，回答好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新篇。

（作者单位：海军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