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长河
■范春歌
油画《山重水复》，本文作者父亲范迪宽创作。作者提供
老式录音机里的磁带缓缓转动，传来父亲范迪宽声情并茂朗读边塞文学作品的片段，家人忍不住泪水盈眶。一身戎装的父亲仿佛依然坐在我们中间，陪我们共度周末的名著朗读时光。
一
1932年，父亲出生在河南的一座古镇。清澈秀丽的汝河绕镇而过。淳朴的古镇生活，铺垫了父亲最初的生命底色。15岁时，在河南省立第十中学就读的他，受进步思想影响，与家人不辞而别，参军入伍。
解放战争，炮火连天。父亲参军后，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编印战地小报，画宣传画。
母亲李莉是父亲后来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时的同窗，也是父亲美术生涯的见证者。她14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父亲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灵魂伴侣和艺术伴侣。
母亲常向我和妹妹谈起父亲艺术创作背后的故事。淮海战役中，父亲随团在天寒地冻的战壕里坚持20多天之久。渡江战役中，父亲所在部队属于渡江突击团。渡江后，父亲接受查看有无幸存伤员的任务。暮霭中，只见靠近岸边的江面上停泊着一只木船，载着满满一船战士。他大声呼喊：“船上有伤员吗？”如是几声，无人应答。他涉水爬上船体，这才发现船上的战士们已全部牺牲。那悲壮一幕，让父亲终生难忘。
2015年，父亲去世20多年后，我来到当年父亲参加渡江战役的地方——安徽省望江县。当地有一座渡江烈士陵园，长眠着200余名在望江县参加渡江战役牺牲的烈士。我寻遍全城买到一束鲜花，代父亲敬献。
1950年秋，正在参加剿匪战斗的父亲，接到了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前身）美术系深造的命令。不久后，父亲又接到重返战场的命令。此后，他两次跨过鸭绿江来到抗美援朝战场，用画笔记录那段硝烟滚滚的岁月。
二
上甘岭战役的参战部队有父亲所在的志愿军第15军。战役结束后，他来到那片阵地，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山岗上，树木和岩石都被炸碎了，一脚踩下去，混合着弹片的浮土能没过膝盖……那天，天气阴沉。志愿军战士们要赶在大雪落下前，挖寻烈士们的遗体。父亲放下画夹，流着泪水和战士们一起挖寻……
抗美援朝期间，父亲创作了油画《炸不断的电话线》《黄昏的山谷》等战地题材作品。立体再现上甘岭战役，成为父亲酝酿多年的创作主题。1974年，他开始正式着手创作油画《英雄阵地上甘岭》。
创作期间，父亲因病住院。在病床上，他依然没有放下画笔。同病房的一位军人发现他在画上甘岭战役草图，激动地说自己当年就参加了上甘岭战役。父亲在油画《英雄阵地上甘岭》中描绘的被炸瞎双眼的战士蒙着带血绷带、揣着手榴弹冲出坑道，已失去战斗力的战士让战友把机枪架在自己肩膀上扫射的场景，便源自那位军人讲述的英雄原型。
在创作《英雄阵地上甘岭》过程中，父亲和母亲谈起战场见闻，两人常泪如雨下。父亲不得不多次搁下画笔，平复心境。后来，《英雄阵地上甘岭》入选全军美展，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父亲的老部队也将这幅作品复制后陈列。
父亲去世后，他的老战友曾清泉曾来我家。他特地带来自己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追忆上甘岭战役英烈的文章《幸存者的愿望》。文中记述了他应朝鲜大使馆的邀请，代表参加上甘岭战役的部队重返朝鲜的经历。去朝鲜时，他带了两件物品：一瓶用来祭奠志愿军烈士的白酒，一张我父亲当年在朝鲜赠送他的摄于战后上甘岭的黑白照片。父亲送他照片时说，在被炸成焦土的上甘岭阵地上，他仅仅找到两根半截树干，一截将送往平壤，另一截将送到北京。
曾清泉叔叔后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见到了父亲所说的那截被战火烧焦的树干。这次重返朝鲜，他又见到了另一截树干。也因曾叔叔的这次来访，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人民日报》同文刊载的照片。照片上，父亲当年神色凝重地蹲在上甘岭两根树干前。那一刻，我们再次感触到父亲内心的波澜。
三
经历过战火硝烟的父亲，在生活中充满了温情。
军旅画家郑洪流来我家时，曾诧异阳台上的一个花盆里竟种着绿草。那是父亲在野外写生时，发现挤在干涸石缝间的野草已近枯萎，便将它们带回家栽入花盆。洪流伯伯得知原委后感叹：“经历过战争的人，我能理解。”
曾经，父亲每年有很长时间要下部队深入生活，担任美术编辑的母亲工作也很繁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妹妹的日常起居由姥姥照顾。一次，姥姥回乡探亲，我和妹妹很想念她。父亲笑着说，马上就让你俩去见姥姥，不用买车票。他拿起画笔给我们画了一只大鸟，把我和妹妹画在鸟的翅膀上，说让这只大鸟驮着我俩去老家看姥姥。我和妹妹破涕为笑。
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个香囊，那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每年端午节，母亲都会按照北方习俗用七色丝线给家人缝制香囊。有一年过端午，父亲恰在边疆部队采风，母亲就将这个香囊寄给了他。没想到，数十年过去，这个香囊依然保存完好。他和母亲在郊游中捡拾的红叶，多年来也被他仔细地夹在书中。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悬挂着父亲为我画的童年肖像《春歌睡了》。这幅画作细腻地描绘了在宁静夜色中酣睡的我。父亲慈爱的凝视，蕴藏在一根根柔情的线条中……
从战争年代起，父亲一直保留着写日记、做笔记的习惯。我在翻阅他的日记时，发现他于1981年在上海观摩画展后写的一些感想。在谈到画展中战争题材的绘画作品时，父亲写道：“有几幅反映战役的作品，不过八九十公分大小，但画家都安排了生动的情节，画得很逼真，很有戏剧性，引起观众极大兴趣。”他由此思考：“主题油画除了特别需要外，可以不必都画那么大，观众看画也方便些。”
父亲后来经常构思如何用不大的画幅表现军事题材，可惜还未来得及实现，就病倒了。父亲手术后的几年里，他的老战友都积极伸出援手，给他精神上的鼓励。在战火硝烟中凝结的战友情，给了卧床的父亲莫大慰藉。
1991年清明节这天，父亲走了。遵照他生前的遗嘱，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将父亲护送到他的家乡。父亲陪伴在他的父母身边，弥补了一个游子当年不辞而别的缺憾。
四
我常常在追访父亲深入生活的足迹途中，与他“重逢”。父亲和母亲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赴鄂西山区采风。由于交通不便，他们随团翻山越岭、周折多日才到达目的地。三省交界的古镇百福司，是他们其中一站。
半个世纪后，我也来到这里。古镇上，穿行着头缠青丝罗帕的男人和身背竹篓的女子，仿佛从父亲和母亲当年的画幅里迎面走来。有位老人听我讲父母当年如何来到这里时，惊喜地叫起来：“我见过！”原来，父亲和母亲来到百福司采风时，这位老人当时正在公社当文书，接待过他俩。老人形容：“你父亲穿一身绿军装，个子高高的，很英俊。你母亲很秀丽，扎着一对乌黑的大辫子。他俩每天清早就背着画夹外出画画，揣着几个煮红薯作干粮，没有菜吃，就用红薯蘸辣椒。”我听着听着，眼眶一热。
父亲还曾独自到红旗渠体验生活。见村民没有条件照相，父亲就在写生之余给他们拍照，回到武汉后冲印好，再给他们寄去。有一年，父亲接到一位村民的来信，信上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当年寄给他父亲的照片因房子漏雨受损，希望能再寄一张。父亲考虑到老人子女多，特意多冲洗放大了几幅寄去，好让每个子女都能拥有一张他们父亲的照片作纪念。那位村民收到照片后，寄来一袋山核桃作答谢，父亲和母亲又买了一大袋糖果回寄过去。
后来，我沿红旗渠走了一程，发现有一段水渠就是父亲在他的版画《红旗渠》中描绘的地方。我在这里伫立良久，直到夕阳把太行山染成古铜色也不舍得离开。因为此刻，父亲和我站在一起。
这种特别的“相遇”，不仅仅在林县，也在浩浩长江三峡、在巍巍大别山……
每到父亲“远行”的日子，家人都会打开录音机，重温当年的朗读时光。而今，我翻开自己的新书《儿行千里——沿着长江上高原》，为父亲继续朗读：“回望两年来无数次往返长江两岸，溯江而上的日子，一路见证了长江在中下游平原的缓和从容，也见证了它在上游深山峡谷中的奔腾和激越。这是一条集雄浑与婉约、刚烈与柔情于一身的长河，属于大自然，也属于生活在它广袤流域上的每一个人。”
我亲爱的父亲就是这样一条长河，在我的心中川流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