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搞特殊化”映照党员本色

■刘昭歆

严格自律、不搞特殊化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体现出共产党员的本色。在我党我军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解放战争时期，张鼎丞同志先后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艰苦岁月中，他同群众一起挖野菜做菜团子充饥。炊事员见张鼎丞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十分劳累，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便想给他改善生活。有一天，炊事员把煮好的鸡蛋放在碗底，上面再盖上一层野菜，递给了张鼎丞。张鼎丞发现后，笑着批评道：“你们学会打‘埋伏’了，伏击了敌人当然好，伏击了党的作风可不行啊！”随后派人把鸡蛋送给了伤病员。

自1954年起，张鼎丞连任三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即使身居要职，他也把自己视作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坚持不搞特殊化。

回顾历史，像张鼎丞一样严格自律的革命先辈还有许多。

1937年，八路军成立后，第129师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师长刘伯承拒绝了参谋拿过来的雨衣，与战士一起淋雨，并严肃地说：“古代有见识的将军都知道‘夏不张盖，冬不衣裘’，与士兵同甘共苦、共患难的道理，我们红军指挥员更应率先垂范，不搞特殊。”

焦裕禄同志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可以说是革命先辈严格自律的真实写照。革命先辈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化”，还严格约束家人不能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请毛泽东同志安排自己在长沙担任一定职务被拒，便给亲戚向三立致信请其代为说情。向三立于是致信毛岸英，转达杨开智的请求。“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毛岸英回信予以拒绝。同样，董必武同志也曾回信拒绝自己的外甥调入国营商店工作的请求。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还告诫外甥，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

一个个闪耀着党性光辉的故事，正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生动缩影，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用实际行动反对特殊化，告诉党员干部要做人民的勤务员，绝不当利己的官僚。

这难那难，患难与共就不畏难；这苦那苦，同甘共苦就不觉苦。正因为有无数不搞特殊化的共产党员，同群众一块劳动、一块生活，“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不断滋养着鱼水深情，我们党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爱戴，凝聚起了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勠力奋斗的强大力量。

党员干部绝不能因为自己手中握有权力，就自认为特殊，应该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历史上，一些执政党被人民抛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搞特殊化，由此脱离群众、腐化堕落，最终导致失去民心、人亡政息。谢觉哉同志曾说：“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

历史殷鉴不远。抗日战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作风”与“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西安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彼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蒋介石在重庆隆重设宴，列支了8万元；共产党在延安简朴设席，毛泽东同志以一顿农家饭迎接贵客。陈嘉庚据此作出判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吃喝上的差异是表象，实质上反映的是作风问题。作风奢靡，脱离群众，必然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离失败也就不远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再到今年修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一个个改进作风的坚实足迹，昭示着我们党抓作风建设是一以贯之的。作为共产党人，无论职务高低，我们都应传承革命先辈不搞特殊化的优良作风，始终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坚持同群众打成一片，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和感情。赢得了群众，任何问题都能够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如今，我们早已告别了嚼草根啃树皮、吃红米饭喝南瓜汤的艰难岁月，但对于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来说，不搞特殊化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丢。我们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自觉向革命先辈看齐，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锤炼，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实际行动赓续好传统、弘扬好作风。

插图：刘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