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暗夜与曙光
——西安事变与国共第二次合作
■院 浩
1936年12月25日，陕西西安西关机场，一架双引擎客机在隆冬的寒风中升空。直到舷窗下尽是八百里秦川时，机舱中的乘客——那位深谙政治权术的蒋委员长，可能依然有些惊恐和疑惑。
9年前，他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鲜血染红了黄浦江；2年前，他亲自指挥“围剿”大军将红军逼上了长征路；甚至就在20多天前，他来到西安也是为了作“剿灭”共产党中央的军事部署……而今，在他陷入绝境时，共产党人竟然大度地帮他脱困了。
就在蒋介石乘坐的飞机起飞时，在西安以北约300公里的小城保安，即将迎来43岁生日的毛泽东仍在一孔简陋窑洞中奋力工作。也是在这个月初，他正式肩负起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责。
或许有那么个时刻，毛泽东走出了窑洞，朝天空极目一瞥。他目光穿过了党派恩怨的云雾，落到了关乎民族命运的寰宇之外。
这一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和平解决的方式结束。面对中华民族即将迎来的惊涛骇浪，历史朝着正确的方向调了头。
西安事变（中国画，中国美术馆藏，二〇〇九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入选《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高民生作
一
西安，古称长安。巍峨的城墙、斑驳的城砖承载着这座城市千年的兴衰沉浮。
矗立在西安城头，我似乎依然能听到1936年朔风呼啸而过的声音。那一年，刺骨的寒意正笼罩在这个民族的头顶。
当年初，日本东京发生“二二六兵变”，以东条英机所代表的统制派彻底取得日本国内权力斗争的胜利，军国主义的缰绳被彻底撒开。年中，墨索里尼正式宣布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号称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国联”几乎默不作声，极大鼓动了日本觊觎华夏的野心。年底，日军“中国驻屯军”在北平附近举行杀气腾腾的秋季大演习……
刺刀，已然抵到咽喉之处，可中国却深陷内战“漩涡”中。
这一年，长征的红军已抵达西北。蒋介石马不停蹄地部署西北“围剿”事宜。西安，这座距离中共中央落脚地最近的大城市，成了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的驻地。这一次，被驱赶到内战最前线的是两支“杂牌”部队：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蒋介石继续内战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口号，他已喊了多年。
从东北到华北，年复一年的“攘外必先安内”，换来的却是国家力量越来越弱，丢失的国土越来越多，侵略者的野心越来越大。
这一年，一本名叫《中外月刊》的杂志在第一期里向国人这样叩问：我们已踏进了1936年，我们应该有什么准备与决心？
二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在作答了。
这一年，一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来到中国西北这块红星照耀的地方。
他看到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根据地周边，红军的剧社冒着危险给老百姓和白军士兵演出，揭露日寇的阴谋与残暴；在一个名叫吴起镇的地方，设在窑洞中的红军兵工厂克服困难、想尽办法生产各类物资；在红军大学，学员们讨论未来如何与日军作战，畅想着开进河北甚至东北驱逐日寇的情景。
当然最重要的是，斯诺还采访到了毛泽东。
这位走过长征道路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已经在认真筹划和思考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他乐观地告诉斯诺，只要满足了这3个条件，中国人民将在未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一，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日本国内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3个条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那次谈话持续到了凌晨2点。尽管此时斯诺可能还无法理解毛泽东的胜利预言，但他注意到了被反复提及的“统一战线”4个字——这项被毛泽东笃定为对将来抗战至关重要的工作，从红军一到陕北，就被认真而深入地进行着。
半年多前，红军与前来“围剿”的东北军交过手，俘虏过一些东北军官兵。当红军按照惯例发两块大洋，释放这批俘虏回家时，这些东北籍俘虏竟伤心地不能自已——因为他们的家乡早已沦陷于日寇之手。
一位叫高福源的东北军团长在被俘后，深感团结抗日才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出路。他主动请缨回去做东北军高层的工作。在他的联络下，张学良从西安飞到延安，与周恩来“坐谈竟夜”。中国共产党的公心与诚意打动了这位曾因“不抵抗”而饱受国人唾骂的东北军“少帅”。
那一晚，红军和东北军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并建立了电台联系。不久后，另一个好消息也从西安传来：一向支持和同情革命的十七路军杨虎城，亦接下了红军伸来的橄榄枝。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若想更进一步推动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依然绕不过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所有不甘引颈受戮的国人，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团结而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努力，开展着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这一年，整个中国都倾听到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5月，红军结束东征后连续通电，表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主张。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恳呼吁，全国团结抗日的氛围进一步振奋，唯有蒋介石仍置若罔闻。
6月，国民党内部对绥靖政策不满的情绪达到顶峰，地方实权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发动“两广事变”。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坚持继续内战。
11月，上海、青岛等城市的日资纱厂工人因不满日本资本家剥削，爆发反日大罢工，全国各界救亡团体纷纷声援，呼吁“团结抗日”。蒋介石继续对日妥协退让，逮捕著名爱国人士，酿成“七君子事件”。
12月，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围剿”红军。时值一二·九运动爆发一周年，西安市青年学生要求面见蒋介石，提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请愿书。张学良在蒋介石所住的骊山华清池处慷慨陈词，苦劝3小时。蒋介石依然拒不抗日。
这一次，怒火终于被彻底点燃。
三
巍巍骊山，一座名为“兵谏亭”的白色石亭矗立在半山腰之上。蜿蜒的山路、杂乱的山石，让这座亭子显得有些突兀。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也似乎是这样“突兀”出现的。
那个寒冷冬日的清晨，正在华清宫酣睡的蒋介石被枪声所惊醒。他穿着睡衣就在卫士保护下向后山跑去，瑟瑟发抖地躲在一块山石之下，直到被端着枪的东北军士兵找到。蒋介石这才明白，不是红军复仇来了，而是张、杨二人的“兵谏”来了。
正如骊山上无数弯弯曲曲的岔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不知会将历史导向何方——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媒体大肆煽动，趁火打劫的心思昭然若揭；身在欧洲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当即暗示要回国“主持大局”；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亦暗流涌动，何应钦等人力主武力解决，指挥军队闯进潼关，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武装对峙，大战一触即发。
突发的变故，同样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意外。接到“邀请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共商大计”的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会上爆发了激烈的讨论，焦点最先落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人要求杀蒋，有人要求审蒋……毕竟，多年的背叛与内战，蒋介石身上集中了太多让人无法释怀的血海深仇。
历史的关键处，尤其考验一个政党的清醒与智慧。
这是一次艰难但坚定的决定。随后下发全党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大局的认识——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前途：或者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或者由于事变的发动而结束内战，使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早日形成。
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受命飞赴西安，协助张、杨二人处理复杂棘手的局势。对于中国人民需要实现的那种前途，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中华民族命运的齿轮在那几个酷寒冬日飞速旋转着：12月22日，在中共的奋力斡旋下，南京国民政府宋子文、宋美龄等人抵达西安。24日，南京、西安与中共三方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协议。
当天晚上，周恩来时隔多年后再一次见到蒋介石。这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曾备受国民党上下敬重、后来又被国民党悬赏5万大洋买人头的共产党人，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外敌当前，抗日之外无以图存，团结之外无以救国，内战只能加速自己灭亡。蒋介石面有愧色，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中国的时局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了。
四
阳光化去寒霜，响雷驱散硝烟。
今天，再读珍藏在中央档案馆里、由毛泽东等所署名的电文《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我们依然热血沸腾。
中国共产党的胸怀、格局和眼光，不但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更影响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当下一个时代大变局来临之前，全党上下已然作好全部准备，同中国人民一起无所畏惧地走向抗日战场。
学术支持：褚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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