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重大影响

■朱姝璇

档案解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抓又被放，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对此不太理解。1936年12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为什么释放蒋介石》一文，清晰简明地阐述了中央的相关考虑：释放蒋介石是出于抗日大局，一是因其作出了“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联俄联共”等抗日承诺，二是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分裂中国的企图。此文鲜明表达了抓蒋和放蒋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对于当时统一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图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提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进行了多轮谈判。这是1937年4月，周恩来（右四）参加杭州谈判后返回延安时，与毛泽东（右五）等欢迎者合影。

西安事变发生次日，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刊发的消息和相关报道。

1936年冬，围绕“联合抗日”与“继续内战”之争，偏僻的黄土高原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焦点。12月12日凌晨，西安华清池枪声骤响，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身处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早已厌恶内战，力主枪口对外。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红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在西北“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初步形成。

然而，蒋介石仍坚持“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日益尖锐，矛盾日趋激化。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面对多次劝谏反遭申斥的局面，张、杨决意采取非常手段，实施“兵谏”。12日凌晨5时，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城区，软禁了从南京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和第17路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局势愈发复杂。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八项主张。17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应邀飞抵西安，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会谈。张、杨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和条件。周恩来还亲自对西安中上层人士和当地群众进行了说服、宣传工作，并利用报纸、电台等积极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揭露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试图挑起中国内战的阴谋。同时，中共中央还直接与南京方面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了磋商。

12月23日、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举行谈判。最后，会谈达成六项条件，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至此，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积极条件，毛泽东同志称其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西安事变纪念馆部分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