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名利争短长
■周燕虎 张成名
插图：刘延源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同志负责全军的军衔评定工作，当他得知元帅军衔提名的名单里有自己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信，说明自己比其他拟授元帅军衔的同志参加革命晚，对革命贡献不大，请求不要授予这么高的军衔。
徐向前同志也提出让衔，他的理由是，“革命既然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私下里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
叶剑英同志同样请求授低他的军衔，他在报告中诚恳写道：“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他的女儿叶向真回忆说，父亲曾在饭桌上对家人讲，自己作为总参谋长，多是在后方，应该把荣誉让给其他长期在一线作战的同志，是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面对名利地位，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令人动容。要知道，评定军衔是对一名革命军人的历史性评价，是对既往贡献的认可，是一件关乎个人荣誉和待遇的事。然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得知自己要被授予将帅军衔后，不约而同提出让衔。他们的眼里看重的是革命事业和其他同志，看轻的是个人的名利得失。
毛泽东同志说过：“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古来如此！”的确，对待名利的态度和行为，可以照见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精神境界的高下。1935年10月，时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率该支队第2、第3纵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蒋介石为阻止陕甘支队与陕北的红15军团会合，一路派兵追击至吴起镇。为了“砍掉这个尾巴”，彭德怀沉着指挥，经数小时激战，取得了战斗胜利。毛泽东得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不禁诗兴涌动，写下了一首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斗结束，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的这首诗，觉得胜利不应归功于他个人，提出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彭德怀同志有功不居，胸襟与气度令人敬仰。
成绩面前谦逊低调，名利面前清醒自省，这是共产党人的可贵品格。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召开了庆功大会，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派出代表给刘伯承同志赠送了一块横匾，上书“常胜将军”四个大字。刘伯承不好谢绝，只是十分认真地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没有人民给吃、给穿，军队就不能打仗。”陈云同志也曾说，有了功劳，“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并写下“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的条幅以自警。1982年，在组织编辑《陈云文稿选编》时，他特别嘱咐，在后记中一定要写明，他在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经过调查研究，经过集体讨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他决不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账上。
无私者，可置以为政。老一辈革命家不为名利争短长的崇高品格值得学习，也引人思考。名利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名利作为一个人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如果能够正确对待，则能激发斗志，从而不懈努力、成就事业；另一方面，如果过分追求名利，甚至忘却初心，追名逐利，把职权当筹码、用原则做交易，就会为名缰利锁所羁绊，成为物欲权欲的俘虏，乃至利欲熏心，违反原则、触犯法纪，最终身败名裂、堕入深渊。
淡泊名利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更是为官从政的重要品质。从老一辈革命家的卓然风范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作为共产党人到底应该看重什么、看轻什么，坚守什么、舍弃什么。要始终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正确看待工作生活中的苦与乐、得与失、利与弊，不耿耿于一时之名，不汲汲于一事之利，像共产主义战士王杰那样坚持“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像“时代楷模”张连印那样“只图改变家乡面貌，为后人留下一片绿荫”，像战斗英雄张富清那样立下赫赫战功却深藏功名……用一生的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回答好名利之问，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功成必定有我”的作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