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扛肩上 红星耀心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刘笑伟
八路军东渡黄河（油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王铁牛 王君瑞作
这是在历史深处永远闪耀动人光泽的一幕。
1937年9月6日，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今属淳化县），八路军第129师在这里举行改编和出征誓师大会。作为师长的刘伯承，为了做通指战员们不愿佩戴“青天白日”帽徽的思想工作，动情地说：“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跟国民党合作抗日……”说罢，刘伯承将红军的八角帽缓缓摘下来，抚摸着上面的红五星，深情说道：“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
也是在当天，第386旅旅长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大雨如倾，人人精神焕发，口号震天，没有畏雨者。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誓师大会结束后，部队从韩城芝川镇的凤凰台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那一刻，九曲回环、奔腾不息的黄河，像一部酣畅淋漓的史诗，记录着中华民族抗战时期发出的悲愤与抗争的歌吟。
一
在14年抗战中，“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并且不断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双方开始就合作抗日和红军改编等重大问题正式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国共两党先后进行了5次谈判，讨论红军改编等重大问题。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为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不断向中国增兵，北平、天津先后沦陷。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民奋勇抗战，淞沪会战开始，标志着日军将战火燃烧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对新形势的准确判断，制定了自己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这一阶段的最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制定并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提出了实行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确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一个政党的成熟与智慧，体现在对形势的准确判断上，更体现在战略方针准确及时的制定上。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动提出取消承载着光荣记忆与浴血荣光的红军番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二
粟裕大将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
1937年9月，在经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之后，部队终于得到了国共合作的消息。面对国民党遂昌县政府谈判代表提出的请他们“下山进城”企图，游击队的领导层明确指出：“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
粟裕的这段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围绕“独立自主”这个重大问题，与国民党进行的针锋相对的较量。
在红军改编的谈判中，国共双方的分歧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红军改编的人数问题。1937年上半年，红军主力的兵力已达7.4万余人，4万余支（挺）枪。国共双方的第一次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改编方案是“编4个军12个师组成一路军”，国民党政府想的是如何遏制红军的发展，达到其在“剿共”战场上未能达到的目的，自然拒绝这个改编方案。国民党代表提出的方案是：“红军改编后的定员，3个师，两万七千人”。对此，我党明确提出“3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余人”的谈判底线。
国共双方的第二个分歧点，在于改编后军队的领导和指挥权问题。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取得对红军的控制权。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先后提出由国民党派遣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共产党要听命于蒋介石，红军改编后毛泽东、朱德必须离开红军，只能设置政训处、不能设置独立的军事指挥机构等无理要求。国民党的这些主张，实际是要红军改编后，完全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之下。
对于这些无理要求，中共代表当然拒不接受，坚持设立总指挥部和政治部，保留红军的独立指挥权。
淞沪会战爆发后，在面临巨大危机的形势下，蒋介石同意了红军改编后设立独立的指挥机构，同意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同时，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之上，也拿出最大诚意，在红军名称的更改、红军服装的改换等一系列问题上作出巨大让步。至此，国共双方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要问题基本达成协议。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全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3个师和1个后方留守处。
在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同一天，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表示八路军将“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同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番号。根据国共双方多次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计10个团又1个特务营。
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为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历史功绩，必然永载史册。
三
拂去岁月的风尘，展开历史的画卷。今天，我们再次回望80多年前的那次改编，愈加感受到蕴含其中的宝贵经验与启示。
八路军改编时，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八路军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如何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这是当年人民军队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中逐步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指挥体制。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书记（实际称主席）为毛泽东。
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简称前方军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作为中共中央军委的派出机构，领导八路军的全面工作。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
这一系列重要举措，加强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也十分重视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
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以统一并加强对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还在师以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设立不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该部队的最高军政领导机构，分别受前方军分会和新四军军分会领导。军政委员会实际上带有党委会性质，在人民军队中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
在众多开国将帅的回忆文章中，都有改编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发挥重大作用的生动记录。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许多人对红军改编难以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为此，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高级将领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时任第120师师长的贺龙，一个团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思想动员。有个代理连长直言不讳地说：“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贺龙语重心长地说：“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部队。”
当时，还有人担心红军改编后性质会改变。对此，贺龙说道：“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也到部队中给官兵做思想工作：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
这些高级将领的话，解开了官兵心结，也彰显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迅速奔赴抗日前线，展开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