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导 论
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特点
（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渊源
（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鲜明特点
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源头活水
（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背景下的金融探路
（二）习近平同志的福建金融印迹
（三）金融领域治国理政思想的先声
三、启迪世界的中国经验
（一）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新范式
（二）普惠金融的实践标杆
（三）绿色金融的先行者
（四）开放包容的金融合作模式
（五）金融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导 论
一条道路的开拓，离不开漫长的积累和艰辛的探索。
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谋划，推动金融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篇。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金融发展状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广阔视野、前瞻思维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围绕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金融发展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与具体实践。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报告认为，这条道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政治性筑牢发展根基，以人民性锚定价值坐标，并通过“两个结合”实现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突破，为全球金融发展和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彰显大国金融的战略航向。
报告从“政治性与专业性的有机结合”“效率与公平的协同推进”“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动态平衡”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鲜明特点，揭示其服务国家战略、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共同富裕、赋能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独特路径。
报告认为，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金融论述和实践，系统完备、内涵深刻、成果丰富，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前后承启贯通，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上一以贯之，在思想内核和内涵要义上一脉相承，为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源头活水和重要指导，具有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人类文明的演进，总是在时代的浪潮中淬炼真金。当西方金融模式日益暴露其极化与脆弱性时，世界正需要一种新的金融文明逻辑。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持续深化对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不仅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金融力量，还将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中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渊源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重大论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也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思想指引。
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的方法论。“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重要学说构建了包括货币、信用、银行、资本等范畴的金融理论，深刻揭示了金融的本质、运行规律和发展特点。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把握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科学研判金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形势，创造性开展金融工作，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金融发展注入守正创新、向善向上的文化基因，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发展金融事业提供了丰富精神滋养。
走在世界前列的普惠金融实践，是对“民为邦本”的有力践行；绿色金融彰显“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传统治理智慧转化为金融领域的审慎监管原则……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体现中华文化鲜明特征。这正是“两个结合”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具象化表达，构筑起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独特优势。
（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鲜明特点
经过多年探索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呈现出“政治性与专业性的有机结合”“效率与公平的协同推进”“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动态平衡”的鲜明特点，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共同富裕、防范系统性风险、赋能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开辟了独特路径。
1.政治性与专业性的有机结合：党管金融的治理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金融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能力建设。
政治性与专业性的有机结合，是党管金融的治理密码。一方面，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中央牢牢掌握金融工作领导权，确保金融发展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尊重经济运行和金融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用“八个坚持”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作出精辟概括，其中“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位列“八个坚持”之首，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彰显中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
从具体实践看，中国通过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构建起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全方位制度体系。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以“一盘棋”的思维和手段来维护国家金融稳定；2023年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组建，进一步强化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体制创新，既确保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又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组织保障。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原则也始终贯穿于金融工作的发展当中。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到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一系列改革发展举措体现出党中央对金融规律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个坚持”明确了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既有世界观又有方法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金融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的金融工作坚持政治性与专业性的有机结合，既避免了西方金融自由化的无序状态，又克服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弊端。正因如此，中国的金融改革发展成效显著，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风险防控水平不断提高。
2.效率与公平的协同推进：“金融为民”的价值坐标
统筹效率与公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协同推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倡导金融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在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中国金融业已从单一的存贷款功能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化金融体系，配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
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中国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金融需求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创新金融扶贫体制机制，有力支持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持续深化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举措，构建保护人民群众财产的“安全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写照，更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同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显著区别。
3.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动态平衡：大国金融的战略抉择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持自主性与开放性并举，既立足自身实际，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又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稳步扩大制度型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上下求索得出来的经验总结。中国特色金融事业必然也要“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我们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与一些西方国家主张的金融业过度膨胀、脱实向虚的发展路径有着重大区别，中国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不同于西方“事后灭火”的监管模式，中国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增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提出“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
要实现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目标，不仅要坚持自主性和独立性，也要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理念和手段，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A股和债券市场被纳入全球指数；发起成立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中国金融业在世界金融版图中的分量愈加重要。
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源头活水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半，领导和推动了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对金融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命题，进行了深邃研究和前瞻思考，形成大量原创性理念，开创多项变革性实践，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源头活水和重要指导。
（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背景下的金融探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推进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和金融体制改革。同时，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传入中国。但中西方金融业有何差异，金融业发展采用何种方式，金融的政治属性如何体现，金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什么作用？诸多新课题考验着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1985年6月至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厦门、宁德、福州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在此期间，中国金融领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状态向逐步开放的重大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和加入世贸组织等大事件带来多重挑战和考验。福建既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和对台工作前沿，承担着特殊使命任务；同时在现代化征程中也面临着加快自身发展、消弭城乡山海差距等现实问题。
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中国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阶段目标任务都在持续变化。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金融论述和实践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蕴藏其中的主线可以概括为：深刻把握世情变化和立足国情省情实际，推动金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社会民生新期待、适应全球化进程。
（二）习近平同志的福建金融印迹
习近平同志的工作足迹遍及八闽大地，从经济特区到落后山区，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从厂矿车间到农家田舍。在深入实践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对金融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金融印迹。
1.为金融体制改革探路
1980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承担改革“试验田”、开放“窗口”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重要使命。1985年6月，厦门经济特区扩容至全岛。恰逢此时，习近平同志来到厦门工作。那时的厦门市容市貌旧、经济基础差、金融设施薄弱、资金短缺严重，至于如何在经济特区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更是少有经验可循。
当时，习近平同志分管计划、财税、金融等工作，同时担任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工作任务繁重。习近平同志认为，“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秉持这样的理念，到厦门后不久，习近平同志便牵头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持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一部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其中专篇规划了厦门市金融业发展战略，并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当时曾经参与编制工作的厦门大学教师吴国培回忆，这份战略规划提出了厦门金融业的发展模式和阶段目标，并提出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推动下，厦门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借外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不断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侨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机构，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一系列开创性金融改革举措为厦门金融业发展注入澎湃活力，同时也为全省乃至全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金融扶贫的创新实践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宁德地区寿宁县下党乡，是省级特定贫困乡，地处偏远，一穷二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曾三进下党，现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地区分行副行长的吴成居同志回忆：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一进下党乡时，当地行政村还没有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服务是脱贫致富十分重要的基础条件，农村信用社要贴近农村基层，才能够发挥扶贫信贷方面的作用。
在习近平同志的嘱托下，当地金融部门及时完善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和涉农金融服务，当年即指导将下党乡信用站升格为下党乡信用社，充实了人员和技术力量，为下党乡填补了金融服务空白。
1989年7月21日，下党乡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损失。洪灾发生后，习近平同志冒雨步行一个多小时，二进下党乡，为洪灾中的百姓送去慰问金和灾后重建资金。随后，新成立的下党信用社也根据茶园受损、农田被淹、牲口圈进水情况，第一时间给受灾村民信贷资金支持，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此后，福建全省人行系统积极谋划和创新农村金融工作，指导当地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延伸网络，畅通渠道，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布设普惠金融服务点，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诸多种类的基础金融服务，推动福建在全国较早实现了“金融服务不出村”。
3.治理“标会”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具有金融互助性质和理财功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标会”在宁德地区一度风靡，这种形式游走在法律之外，性质复杂，风险极高，一旦“倒会”，将严重危及群众资金安全和社会稳定。1988年底，宁德发生一起“倒会”事件，涉案金额超过亿元，涉及2万多人，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
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治理民间标会、维护金融稳定高度重视。针对“倒会”事件的影响，当时基层有一些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以“中间人”担保的形式用以兜底。习近平同志在深入了解情况后，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二是政府“会票”不能发。要重视民间调节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三是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宁德各部门迅速采取措施，有效遏制民间“标会”乱象，维护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
华闽公司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福建省驻港“窗口”公司。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自身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公司经营出现巨额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如何应对处置华闽公司债务危机，事关福建的信誉和形象，影响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福建省委、省政府经过权衡，决定对华闽进行重组，展开救助。当时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同志亲自出马，同相关方谈判，向国务院申请外汇指标，向银行申请购汇人民币规模。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努力，华闽公司重组成功，成为中资企业债务重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经验有效引领福建金融发展避过了前进路上的许多急流险滩。福建始终把守住风险底线作为金融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截至2025年5月末，福建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19%，低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非法集资活动蔓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是全国政府债务风险最小的省份之一。
4.支持实体经济和地方发展
厦门是中国第一个修建机场、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经济特区。厦门航空初创阶段面临“地无一寸、房无一间，没飞机、没机组”的困境。厦门市政府成立厦门机场扩建工程科威特贷款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不仅亲自“挂帅”担任组长，而且“出征”多轮谈判，最终争取到1800万美元的贷款，解决了机场扩建的燃眉之急。
为了解决厦门航空飞机、人才短缺问题，习近平同志协调由厦门中行进行担保，向美国波音公司租借了2架飞机用于初期运营，还协调支持厦门航空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专业人才，托起了厦航一飞冲天的“翅膀”。
福建是民营经济大省，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福建的代表性民营企业之一。福耀玻璃曾在1994年因同时投产汽车玻璃与厂房等项目，导致资金链紧张，面临生存难题。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指导当地政府协调福耀玻璃公司重组，四家股东实施了股权置换，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引进外资创造了条件，成功化解了企业的资金危机。由此，福耀玻璃走上健康发展之路，逐步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
5.“敲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山林是重要生产资料和致富门路，但囿于林业生产特性和金融服务创新滞后，历史上广大林区和林农长期得不到金融“活水”的滋润，满目青山成了老百姓眼中“不开门的绿色银行”。
“靠山吃山唱山歌”，上世纪80年代，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调研后，创造性地提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绿色发展理念。当时一些造林大户想要通过银行贷款扩大规模，但却苦于缺乏可抵押资产。习近平同志开创性地提出发展“活立木贷款”的思路，即老百姓种下的是树苗和小树，但再过二三十年就能成为价值不菲的参天大树，能不能用这个作为资产去贷款？思路提出后，当年宁德全区“活立木”市场正式开放，为金融服务林业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广大林农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为改变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按下了福建林权制度改革的启动键。没有触及产权，就不会触动林农的心。习近平同志采纳并推广将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从林地集体所有权中独立出来，且归属林农的创新做法，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等重要指示，为福建林改一锤定音、明确方向。
林业生产前期投入大、经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在擘画林改方案时，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确权到户后，要注意发现新矛盾、研究新问题，比如“钱从哪里来？一定要考虑如何打通农民和银行之间融资渠道”。
20多年前，由于缺乏抵押物等困难，林业信贷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正是这场触及产权的改革，不仅真正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以及“国家得绿、林农得利”，也为金融赋能林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我国林业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林权的金融属性被充分激活，涌现出林票抵押贷、林业碳汇贷等系列创新金融产品，“敲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的美好愿望如今已枝繁叶茂。
6.“兴业”之路的启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应运而生，肩负着为“金融改革探路”的使命。作为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1988年8月成立的兴业银行在草创之初募资困难，参与筹建的员工一度上街摆摊吆喝售卖股份。
当时，习近平同志刚刚来到宁德任地委书记。面对省政府鼓励各地市积极入股兴业银行的号召，属于“老、少、边、岛、穷”地区的宁德积极响应，从紧张的财政中拿出300万元认购兴业银行股份。兴业银行首任行长陈芸回忆，“这比当时的发达地市还多”。
进入新世纪后，为把握全国发展机遇、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兴业银行开启了增资扩股、更名上市、走出福建、走向全国的历程。2001年，习近平同志在《兴业人》创刊寄语中，指导兴业银行“以从严治行、专家办行、科技兴行为基本方略，加快自身发展，推进金融创新，服务经济建设，把根扎在八闽大地，把枝叶伸向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加快推进全国性现代化商业银行建设步伐。”
从1988年诞生至今，兴业银行实现了从地方性银行、区域性银行、全国性银行、上市银行、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的多级跨越。
（三）金融领域治国理政思想的先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总是善于跳出金融看金融，从政治高度和战略全局去把握金融的本质、定位、规律、功能等重大问题，这些探索实践蕴藏着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里能寻找到习近平同志金融领域治国理政思想的活泼发萌和生动注脚。
1.坚定的政治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着力提高党员干部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使党的主张贯穿于金融工作的方方面面。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提倡经济“大合唱”》一文中指出：“‘经济大合唱’，得有总指挥”“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在他的指导下，党政部门不断提高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金融管理部门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支持和服务经济发展大局。这些实践对今天各地各部门正确用好金融、管好金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深厚的为民情怀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倡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强调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在干事创业、推动发展中展现出深厚的为民情怀。
在宁德、福州和省里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连家船民家中走访，一直惦记着这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在推动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过程中，他专门指出，连家船民搬迁，不能把房屋盖起来就算完事，更要让他们有生活、有出路、能挣钱，不能人上岸了，心还留在船上。要从信贷、税收、财政等方面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口的扶持力度。
从改善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到治理“标会”维护群众资金安全，从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到构思林业信贷新路，习近平同志持续推动金融扶持基层群众和改善薄弱环节，深刻诠释了“金融为民”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正确发展方向。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践行“金融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表明，新时代金融工作要在支持摆脱贫困、迈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担负起更多职责使命，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为民造福中不断夯实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3.高度的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之所以立得住、行得远，根本在于它深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厚土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武夷山朱熹园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道路与古老文明之间不可割裂的血脉关系，也为我们理解“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最生动的诠释。
若无现代制度的支撑，文化血脉难以绵延生长。红色金融便是传统智慧与革命实践的历史接榫。福建是著名革命老区，红色金融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在闽西原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们建立了首家红色银行、首批红色金融合作社、首家股份制合作商业银行，这些“枪杆子”与“钱袋子”相结合的创造性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是中国特色金融事业发展的早期雏形和生动实践。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延续了“为民理财、以义制利”的精神，倡导“弱鸟先飞”式普惠金融，用“活立木”抵押撬动林业贷款，用金融杠杆激活民营企业活力。这些实践把传统“义利观”同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有机结合，把红色金融“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理念持续转化为良好的地方金融治理能力。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这块镌刻红色金融基因的土地上进行金融探索实践，传承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金融、发展金融、用好金融的重要思想，弘扬了坚持党领导金融、金融服务人民、维护金融安全等重要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闽西开创红色金融事业的奋斗历程同源同脉、遥相呼应，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生动注脚。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董昀认为，中国的金融现代化进程，既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更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我为主，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三、启迪世界的中国经验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意义，在于重构金融与社会的新型契约关系，开辟了一条“金融向善”的制度化路径。中国方案以实践回应了一个世界性难题：金融不应沦为资本自我增值的“利维坦”，而应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助推器。中国金融治理模式最深刻的全球启示在于，通过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创新融合，实现了三重范式突破——将金融从华尔街的“金钱游戏”转变为实体经济的“供血系统”，从精英阶层的“财富机器”转变为普惠发展的“资源配置枢纽”，从周期性危机的“策源地”转变为维护系统性稳定的“减震器”。这一东方智慧昭示：当金融被有效嵌入国家治理框架，其服务人类共同价值的潜能将得到极大释放。
（一）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新范式
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驱动下的经济和金融在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金融资本形成自我循环、自我扩张的机制，造成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警告，当今世界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金融与实体的反向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面对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压力，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金融资本转向短期逐利，表现在垃圾债券市场扩张，企业经营目标转向“股东价值最大化”等。这一转变加速了制造业萎缩——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60年的27%降至目前的10%左右，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79年的接近2000万峰值降至目前的1200多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推动制造业回流，但全球化形成的产业链难以简单被政治因素逆转,金融资本的短期逐利与制造业的长期投入矛盾始终无解。
如今，金融体系自我循环、资本“脱实向虚”等现象正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警惕和反思。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着深入思考。他明确提出，经济的发展与财税金融业的兴旺是相辅相成的，要处理好金融工作和其他经济工作的关系。在实践中，习近平同志一贯坚持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指导金融部门积极支持企业，为企业排忧解难，有效供给资金，保证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从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支持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机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到信贷资源向制造业、新基建、新能源倾斜；从创新绿色金融制度，以金融助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到推进金融科技与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中国金融体系在结构优化、政策引导、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等多方面发力，有力支撑了制造强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和绿色转型等发展战略，稳固中国经济的发展根基。
中国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模式为全球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治理范式，其核心在于构建金融与产业共生共荣的生态体系，有效规避了西方金融资本异化带来的结构性危机。这种发展哲学对深陷“脱实向虚”困境的发达国家具有借鉴价值，对亟需工业化融资的新兴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制度模板。
（二）普惠金融的实践标杆
普惠金融是衡量一国金融体系包容性与公平性的试金石。当今世界，无论是全球维度还是国家内部层面，西方主导的金融治理模式正暴露出日益尖锐的结构性不公。从世界范围来看，美西方金融机构以“市场化、私有化、减税”之名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贷款和金融规则。从国家内部来看，社会结构性不平等、信用体系歧视和金融商业模式局限，决定了美西方的普惠金融难以摆脱服务质量不均衡、底层用户负担高的双重困境。
相比之下，中国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上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一条可行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考量，普惠金融被置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化机制并举，推动信贷、保险、支付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在县域和乡村“增量扩面”，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家家有账户”，让普惠金融服务有效助力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实现生产发展、风险抵御和稳定增收。另一方面，在提升数字金融普及效率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创新，通过移动支付、数字信贷和场景化保险显著提升边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帮助贫困人口融入数字经济，真正让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共享金融发展成果。
善泽天下，利济苍生。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也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期间借力金融精准扶贫，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工作的落脚点。他关注并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提出建立起适应贫困地区妇女互帮、互学、互保、互督的小额信贷运作机制；用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银行贷款，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提出“活立木贷款”的新思路并持续推动林权改革，为金融赋能林业林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持续探索中，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实践不断丰富完善。在借鉴各地农村产权交易融资实践基础上，宁德市在福建省内首创农村生产要素流转融资服务机制，盘活林木、茶园等农村“沉睡”资源，在此基础上推出渔排养殖贷、福海贷、福茶·契约贷等创新信贷产品，葡萄、栀子花、大黄鱼等多个价格指数保险，和古田油茶天气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险种，助力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示范路径。2019 年4月，老挝国家代表团赴宁德考察精准扶贫经验做法，这正是中国普惠金融经验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的生动写照。
（三）绿色金融的先行者
“我们用血汗和泪水来资助工业革命，现在又要为温室气体付出代价。”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COP27）上的控诉揭开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性不公。
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应以绿色金融工具创新突破气候融资枷锁、重构金融底层逻辑，用制度性变革改写“气候殖民”叙事。有关专家提出“绿色债务重组”的概念，建议在主权债务重组中引入生态和气候投资条件，以应对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债务和气候挑战。
中国作为绿色金融制度创新的先行者，率先完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系统跃迁。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绿色金融生态：绿色贷款余额突破40万亿元，绿色债券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这一体系以“让资源变资产，让资产生资本，让资本促修复”为核心逻辑，在绿色信贷、绿色认证、碳金融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通过确权、定价、保险、担保等机制，使自然资本成为可抵押、可交易、可增值的现代金融资产。
福建提供了基层模板。早在1987年，习近平同志就于宁德提出“活立木贷款”的构想，让林农用成材前的树木获得贷款。今天的福建已经迭代出“林 e 贷”“碳汇贷”“蓝碳指数保险”等一揽子产品：林农借助碳汇计量平台，将未来减排收益折算为贷款额度；渔民通过蓝碳保险，对冲红树林修复期间的收益波动；以再贷款和地方政府贴息降低绿色融资成本，形成“生态修复—绿色产业—社区增收—债务可持续”的闭环。这一模式不仅盘活了沉睡资源，也让资本参与生态治理的收益可预见、风险可分担，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模式。
（四）开放包容的金融合作模式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正在经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的一次深刻调整。一方面，美国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下强势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严重损害多边合作框架，并通过金融制裁和长臂管辖将美元武器化的行为持续升级，叠加美国深陷债务泥潭，全球对美债、美元产生信任裂缝；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迭代带来的“数据主权”议题与“接入壁垒”风险，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警惕潜在的“数字殖民”等问题。多重冲击之下，全球金融秩序从昔日“单极稳定”向“多元均衡”加速演进。
这种背景下，探索开放包容的金融合作模式是各国应对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鲜明特征。首开中国银行业战略引资先河、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借外债搞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立足福建实际，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开放，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金融保障。
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金融开放政策体系，优化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加快股权、基金、股票、债券、理财等领域的双向开放进程，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当前，中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正稳步扩大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切实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深化国际金融合作。依托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平台，中国正通过多边机制、区域协作和双边对话等方式，推进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新型解决方案。
（五）金融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
从美国次贷危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等系统性金融风险，到瑞士信贷危机、硅谷银行危机等银行风险，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领域风险事件不断，暴露出西方金融监管的不足与风险预警机制的失效。
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是极少数在近几十年未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与中国独特的金融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在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决定了中国的金融治理模式既要保持金融活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又要规范金融秩序、防止金融野蛮生长。在长期探索中，中国持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框架，坚持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形成了“党管金融+宏观审慎+功能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正在重塑全球金融稳定新范式。
回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金融实践，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根植在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基因里。在全球金融风险显著抬升、外溢冲击不断的当下，中国方案的价值日益凸显：通过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将系统性风险防控置于首位；通过逆周期调节、资产负债表稳健管理等，既避免了金融机构过度投机，也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报告中肯定了中国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并建议新兴市场经济体参考。
结 语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渊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条道路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更以“和合共生”“义利并举”的东方智慧为世界金融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展现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终将形成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现代金融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应对全球金融风险挑战贡献中国智慧。
编写说明与致谢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源头活水与价值启示——溯源习近平同志在闽金融论述与实践》智库报告课题组由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江时强、崔峰、陈芳、赵晓辉、涂洪长、程征、李延霞、秦宏、曹筱凡、吴雨、刘开雄等。
课题于2024年12月启动，历时半年多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张庆昉、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福建监管局局长傅平江、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玉举、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罗煜、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董昀、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孟楠、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兴祥、兴业银行董事长吕家进、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丽等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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