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先士卒见风范
■高 明
图为左权使用过的转轮手枪，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陈列着一支比利时制造的转轮手枪，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左权同志的遗物。这支手枪是在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从敌人身上缴获而得，此后，它便一直陪伴左权冲锋陷阵、浴血奋战。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生命的最后时刻，左权手中紧握着这支手枪，6年多时间里，它见证了左权身先士卒的战斗生涯。如今，这支枪柄上带着斑驳铜绿的手枪陈列在展柜内，仿佛在诉说着一位抗日将领以生命践行的带兵真谛：身先士卒是最生动的感召、最有力的动员。
古人云：“将不勇，则三军不锐。”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屡战屡胜，与各级指挥员带头冲锋是分不开的。在身先士卒方面，左权堪称典范。1938年2月，左权和朱德率部在府城与日军遭遇，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危急，左权让朱德在第二道防线防守，自己带两个作战参谋和一个骑兵班前往第一道防线指挥。战士们见到左权副参谋长与自己并肩作战，斗志倍增。在一昼夜时间里，八路军以一个连的兵力阻击了日军3000余人的进攻。左权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指挥员“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普通官兵就会“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与80多年前相比，今天的战争形态虽然发生巨大变化，但“阵地指挥靠前一米，士气提振十分”的道理没有变，各级指挥员要敢于在军事斗争准备和各项重大任务中冲在前、干在先，以身先士卒的“头雁效应”凝聚众志成城的力量。
越是危急时刻身先士卒，越能彰显指挥员的价值。抗战期间，在一次次面对生死考验的时候，左权总是敢于站在前头，靠前指挥，带领部队筑起御敌的坚固屏障。1942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危急时刻，左权坚持在一线指挥战斗。当敌机俯冲扫射，队伍一度陷入混乱时，他在枪林弹雨中来回奔走，沉着指挥部队突围；当发现有老百姓未及时撤离，他立刻派兵掩护；当彭德怀的安危受到威胁时，他严令警卫连连长护送彭德怀先离开……左权在炮火最猛烈处英勇战斗、毫不退缩，鼓舞着官兵保持信心、突破重围。“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学习左权的英雄品格，今天的指挥员就要像他那样，把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品质刻进灵魂，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在担当使命重任中当先锋、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打头阵，充分发挥指挥员的作用，激励广大官兵不怕牺牲、敢打敢拼，把部队带得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身先士卒，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带头冲锋，还体现在平时的走在前列。左权是我们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他勤奋好学、善于总结经验。毛泽东同志曾夸赞他“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周恩来同志评价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无论军务多么繁忙，左权总是挤出时间阅读《战争论》《论新战术》等军事著作。他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被八路军总部列为步兵战斗教育的基本教材；他撰写的《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等40余篇文章，被作为部队训练的教材。左权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以及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1940年8月，左权参与策划指挥了百团大战。在3个半月时间内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伪军1.8万余人，摧毁铁路400余公里，书写了以弱制强的战争传奇。新时代的指挥员应像左权那样，刻苦钻研军事，把实战化训练作为练强指挥能力、练好战斗本领的重要途径，从难从严摔打磨砺，在日积月累中锻造快速决策、果敢指挥、临机应变、善于协调的能力素质，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左权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位我军优秀将领的带兵之道，更感受到他身先士卒所展现出的“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今天，我们缅怀左权同志，就要学习传承他的精神品质，既“挂帅”又“出征”，既亲自抓也带头练，既用声音指挥更用行动指挥，带动部队形成同舟共济、克难而进的强大合力，为强军兴军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