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淡如水 事业重如山
■尹义高
插图：刘延源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学森同志的这句话，是他对自己的真实评价。钱学森看淡的是金钱，看重的是祖国的利益和党的事业。1955年9月，他毫不犹豫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回国后，他在艰苦的环境中投身科研，为中国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在钱学森心目中，科研最重，名利最轻。要不是工作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1956年，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即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并出任首任院长。随着事业的发展，担任院长的钱学森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为了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导弹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他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任为副院长。1992年，他致信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同年，钱学森又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头衔。钱学森认为，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员，就要专心搞科研。
钱学森不仅不爱“官位”，也不爱金钱。他一生多次捐赠稿费、讲课费和奖金，或作为党费上交组织，或全部捐给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1994年，钱学森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高达100万元港币。面对这笔巨款，他淡然地写了一份委托书，将奖金全部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在他看来，这些奖金放在自己手里没有太大意义，只有用在更需要的地方，才能发挥出最大价值。钱学森的一生，可谓“功名利禄无所求，于无声处写春秋”。
回顾历史，像钱学森一样淡泊名利、专注事业的共产党人数不胜数。李四光、孙家栋、任新民、林俊德、程开甲……从他们的卓然风范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个人看重什么、看轻什么，坚守什么、舍弃什么，映照初心本色，体现价值追求，很大程度上也决定其成就大小。把名利看重了，就会把事业看轻；把位子看重了，就会把奉献看轻。党员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名利观、事业观，不为功名所困、不被功利所扰，才能心无旁骛，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事业之中，为党和人民做出不凡的业绩。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有以身报国的志向，方能视名利淡如水、视事业重如山。当年，“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心甘情愿隐姓埋名于戈壁大漠几十年，潜心科研，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铸就了“大国重器”。王淦昌在国家需要他舍弃个人研究方向时，坚定地表示：“我愿以身许国！”他化名“王京”，神秘地“失踪”了17年；邓稼先归国后，毫不犹豫地表示“听从组织安排”，甘愿在戈壁滩默默奋斗28年；于敏为研制氢弹，放弃了自己喜欢且已取得成绩的基础研究，隐姓埋名28年，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这些优秀共产党人的共同特点和真实写照。
心怀小我者，只会“汲汲于富贵”；心怀大我者，才能“眼放长空得大观”。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毅然舍弃国外优厚待遇与显赫名利，坚定选择报效祖国。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后，领导催他准备申报院士材料，他一拖再拖；面对国家急需，他只争朝夕，仅用5年时间就研发出西方国家需要20多年才能研发出的地球深部探测装备。一个人心中有了超越“小我”的东西，生命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人生就有了不一样的精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心怀大我，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一心为国奉献、为人民服务。
奉献，是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和本色作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刚开始从事军工科研工作时，组织给他提了3个要求。第一，一辈子不能出名，必须默默无闻地搞研究；第二，一旦从事了这一行，这辈子不能反悔退出；第三，为保密起见，要尽量减少和家人的往来。为了研制核潜艇，黄旭华“人间蒸发”30年。离家时，黄旭华才30岁出头；归来时，他已是满头白发。他说：“这辈子没有虚度，一生都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我无怨无悔！”新征程上，我们要像先辈们那样，做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默默付出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以精进之心对待事业，写就俯仰无愧的人生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