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角与战歌
■柳建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苦难成为过往，屈辱成为历史，沐浴和平阳光的每一个人，应该庆祝，也应该铭记。胜利本身就是一部史诗，摧枯拉朽的斗志，沸腾的热血，微明而渐渐辉煌起来、最终成为现实的希望，千千万万人的舍生忘死，无不是构成这部史诗的元素。
在这样的重要时刻，何南的《号角》（人民日报出版社、晨光出版社）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重新诠释了音乐家聂耳的生命历程及其代表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深刻内涵。在新时代背景下，《号角》以其独特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为年轻一代提供了触摸历史、感悟抗战精神的鲜活载体。它提醒我们，艺术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民族灵魂的守护者，聂耳的音乐精神在和平年代依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号角》以聂耳的成长历程为脉络，生动描绘了他如何从一位热爱音乐的青年，逐步成长为以艺术救国的英勇战士。聂耳的创作生涯起步恰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促使他走出“象牙塔”，将个人才华汇入时代的洪流之中。诗中刻画了聂耳深入码头工人、矿工等民众之中，倾听他们的苦难与呼喊，最终将这份共情化为《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等饱含斗争精神的作品。这种“艺术为人民”的立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精髓。
《号角》在《序曲》中这样盛赞聂耳：“当怯懦瘟疫般扩散之时／你把枪炮声融入乐曲／当迷惘占领普通人梦境之时／你用乐声唤醒钟声。”聂耳出生于昆明的一个普通家庭，正是这一背景，使得他的成长轨迹与社会底层人群紧密相连，从而赋予了他的音乐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更大可能性。
书中尤为强调聂耳与田汉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紧密的合作关系。在田汉被捕之后，聂耳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重任。田汉不仅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更是将他从迷茫中引领至光明之途的关键人物。田汉未尽的心愿，必须由他来完成。在此问题上，无论是出于私人感情，还是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感，两者都达到了高度一致。正因如此，聂耳几乎达到了“忘我”的程度。书中再现了聂耳在上海霞飞路的亭子间里废寝忘食创作的场景：“时而在桌子上狂打拍子，时而把阁楼踩得吱吱有声……”邻居的抗议、房东的逐客令，都挡不住音符里的电闪雷鸣。这样的描写不仅展现了艺术家的执着，更揭示了抗战文艺的诞生背景——它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吟唱，而是血与火中淬炼的匕首与投枪。
这些叙事不仅还原了聂耳的艺术担当，更揭示了音乐在民族存亡之际的强大力量——音符是子弹，旋律是号角，唤醒亿万同胞的斗志。书中这样描述《义勇军进行曲》由一首战歌到成为一股力量的升华：“这歌声正飘向越来越广阔的地方／在最高的山巅／在最深的海洋／在最纯净的雪地里／在最碧绿的草尖上。”聂耳与田汉的合作、作品的国际传播，以及《义勇军进行曲》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过程，无不彰显了抗战精神的代际传承与永恒价值。
《号角》的亮点在于其充分挖掘了诗歌的叙事性，巧妙地将新诗的叙事性与抒情性融为一体。诗歌原本就有叙事功能，《诗经》、《楚辞》、乐府，诗承担叙事功能的佳作比比皆是。然而，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现代诗歌一旦涉及叙事，可能会显得平淡无奇，难以经受深入的品味。这种叙事功能的“失语”现象，令人深感忧虑。
读完何南的长篇叙事诗《号角》，我欣喜地发现，现代诗歌写作者并未丢掉叙事情结，仍然能写出感动读者的叙事诗。如书中有这样的句子：“那是192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该阴还是该晴／老天都闹不清／铅铸的云冷冷地低垂着／把命运交给心肠铁硬的风——这种天气最适合上演悲剧／事实上，最惨的悲剧已经发生。”这些诗句不仅描绘了生动的场景，更隐含着深沉的历史背景与情感。何南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读者带回到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让读者仿佛能亲身感受到那时人们的悲欢离合。他的叙事诗不仅保留了诗歌的抒情特质，更通过叙事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号角》的深刻之处，在于将聂耳的个人奋斗置于全民族抗战的宏大叙事中。聂耳的音乐之所以能成为“民族的强心针”，正是因为其创作根植于人民土壤。书中写道，聂耳在日本鹄沼海岸不幸溺亡后，《义勇军进行曲》却以磅礴之势传唱开来——从上海救亡团体的街头演唱，到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的国际传播，再到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首战歌的命运恰如中华民族的抗争史：个体的牺牲换来集体的觉醒，艺术的星火点燃了民族的烈焰。“《义勇军进行曲》被电影插上翅膀／飞到每个中国人的心上／激励无数人奋起把战场作为方向／君不见，在那刺刀的尖芒上／在那战旗的丝线中／音符在闪闪发光。”这些饱蘸感情的诗句，充分升华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价值。
今年，《号角》的出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抗战精神不仅是历史课本中的章节，更是流淌在民族文化血脉中的基因。聂耳的音乐之所以穿越时空，正是因为其内核是对自由、尊严与正义的永恒追求。诗中“这首歌已被时代镀上光芒／那昔日的屈辱虽已远去／但沉痛的历史怎能遗忘”，恰是对当代人的警醒——抗战精神是民族文化血脉中的基因，需要以艺术的形式代代相传。它激励当代文艺工作者肩负使命，用作品凝聚民族力量，让“起来”的呐喊永远嘹亮，薪火不息。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声呐喊、一腔热血、一种精神、一面旗帜。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之后，更成为我们国家的象征与标志。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认为，我们不仅要牢记聂耳这个名字，更要继承他的精神；我们不仅要发自肺腑唱响国歌，更要深谙国歌背后的感人故事，弘扬国歌精神。军人，是“最可爱的人”，也应该是用高尚精神品格铸成的爱国者；爱国者一定要有在生活的和平中提炼出坚强意志的能力。从这一点上，何南创作长篇叙事诗《号角》不但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也是让我们的心灵回溯到那个烽火时代，与聂耳和他的战友们实现心灵上的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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