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袖清风来去”

■郭领领  匡  吉

插图：刘延源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习主席的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充分肯定焦裕禄同志的崇高品格，也道出了人民公仆应有的初心本色。在兰考任职的日日夜夜，焦裕禄同志不仅树立起公权为民的从政标杆，也用清风正气在人民群众心中勾勒出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形象。

1962年寒冬，焦裕禄来到风沙肆虐的兰考县。36万双饱含期盼又深陷困顿的眼睛注视着他，群众的目光就是他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他深知，要带领兰考人民闯出一条生路，制服自然“三害”固然艰巨，但同样重要的是让兰考的党员干部时刻铭记：公权姓公，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心中装着人民，方为好官；身无一丝官气，才是公仆。焦裕禄的公仆本色，突出体现在不搞特殊化上。他和兰考人民同啃掺糠的窝窝头，共饮带碱味的白开水。一次，他到土山寨访贫问苦，在农民曹玉英家吃饭，但曹玉英家没有粮食，只能同吃蒸红薯叶。当晚，焦裕禄胃疼得厉害。天亮后，同行的干部给他买来两个烧饼，却遭到他的严厉批评：“群众能吃的饭，咱也能吃，群众能过的日子，咱也能过。”他随即喊来农家孩子，把烧饼分给他们。还有一次，机关的同志见他操劳过度，便送来几条鱼以补养身体，孩子们嚷着要吃鱼，他对孩子们说：“这鱼是渔场的同志辛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没去劳动，咋能白吃呢？如果大家都占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还能办好吗？”他的儿子焦国庆后来回忆道：“父亲说，特权思想就像泡桐树上的蛀虫，不除掉兰考永远翻不了身。”

权力来自人民，绝不能用来搞特殊化、谋取私利。家风的清正，是确保廉洁用权的重要基础。得知儿子焦国庆看戏未买票，焦裕禄十分生气，严令儿子补票，并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作深刻检讨。随后，他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要求党员干部坚决不搞特殊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使自己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不但为自己和家人，也为当时兰考县的干部划下了廉洁奉公的“底线”。

焦裕禄的办公室内陈设简单，除了一张办公桌，就是一把因缓解肝痛而被顶出一个大洞的旧藤椅。同志们多次提议给焦裕禄换把新的，他都拒绝：“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还有件袖口被磨破的旧大衣，同事也劝他换一件，他淡然回应：“这衣服还能穿，比起兰考群众，我穿得好多了。钱要花在治‘三害’上。”物质的清贫，更衬托出他精神的富足与境界的高尚。

焦裕禄手中的“权”，只为给兰考人民拼出一个未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他用生命践行的铮铮誓言。即使肝病缠身，剧痛难忍，他仍拄着棍子，顶风沙、蹚洪水，只为摸透“三害”实情。“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背后，是“为官避事平生耻”的担当，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的清醒。他深知，人民赋予的权力，是改造山河、造福百姓的重器，岂能用于个人享福？唯有倾尽心力，在困境中为人民群众搏出生路，才不负手中的权力，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焦裕禄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却坚决拒绝组织救济。病榻上，他对组织唯一的请求是：“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他对妻子交代后事，亦是字字千钧：“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在生命的终点，他牵挂的仍是那片土地和人民，坚守的仍是权力姓“公”的原则底线。

焦裕禄精神，如同他亲手栽下的泡桐，根深叶茂，泽被后世。他“不为俸禄走正路”的坚定抉择，“权力只为民所用”的身体力行，是共产党人权力观最生动的教科书。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以焦裕禄为镜，学习他“两袖清风来去”的清正作风，常思“百姓谁不爱好官”的民心所向，常怀“一丝特殊化即是脱离群众”的高度警醒，常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的担当作为。时刻牢记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该怎么用、权力该为谁所用，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方能始终拒腐蚀、永不沾，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交出忠诚、干净、担当的合格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