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广大抗日军民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与穷凶极恶的日寇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场伟大胜利，不仅体现为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体现在中华儿女在国家积贫积弱情况下，运用整体上落后于日军的武器，依靠勇敢无畏与无穷智慧，构筑起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最终击败了日本侵略者。
本期，让我们回眸抗战期间，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兵器的来源、列装、使用情况，体会在当时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枪、炮、弹的来之不易，聆听枪炮声中的胜利回响，透视硝烟炮火中的胜利之光。
枪炮声中的胜利回响
■王笑梦 苏 健
枪型虽杂，屡创战争奇迹
山西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内，有一处将八路军与日军武器进行对比的展陈，一边是八路军的步枪、大刀、红缨枪，另一边是日军的机枪、大炮。
这种对比，让“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武装最终击败了“飞机加大炮”的日本侵略者这一事实，变得更加立体、鲜明。
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展出的这些八路军步枪型号可谓多种多样。
八一式马步枪。
汉阳八八式步枪。
1891型莫辛—纳甘步枪。
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武器五花八门，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武工队等长期在敌后作战的抗日力量，所用枪械的种类更加复杂，既有外购的，也有战场缴获的，还有我国兵工厂设计生产的。
1891型莫辛—纳甘步枪，有不少是在抗战爆发前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的。这种沙俄时代设计的步枪，射速较快、射程较远、精度较高，因为在我国民间有一定保有量，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快成为抗日武装手中的利器。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多次阻击日军的中国苏械师就配有这种步枪。后来，八路军、新四军部分官兵也获得了这型步枪。1938年10月9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特务大队大队长武中奇带领第一支队，在淄川地区太河村附近击落日军一架低空飞行的“菲亚特”BR.20轰炸机，当时用的就是被称作“水连珠”的莫辛—纳甘步枪。
用步枪击落轰炸机，无论放到哪个历史时期，都属于战争史上的奇观。这种奇观的出现，既基于该枪较远的射程与集火射击方式，也源于当时指挥员的敢想敢战。回顾抗战史，不仅是这种民间外购的枪械，其他枪械到了人民武装的手里，作用也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三八大盖”是抗日军民在战场上缴获最多的枪械。这种枪是侵华日军的主力步枪，射程较远。在太行山区作战的八路军第129师就缴获和配备了不少“三八大盖”，并用它取得很多战果。1938年，日军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一部进犯山西广灵，八路军第120师359旅719团1营教导员彭清云，远距离击中日军第2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用的就是“三八大盖”。
抗日武装拥有的各类轻重机枪，也主要靠缴获。如日本于1922年定型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因其枪托有明显弯曲，被抗日武装称为“歪把子机枪”。1942年5月14日，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伏击日军第69师团85大队和伪军共700多人，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并将其全歼，其中就有以前缴获的“歪把子机枪”的功劳。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抗日武装也从别处缴获了一些枪械，比如从英国在中国成立的矿警队伍手中获得了一些李·恩菲尔德步枪。1943年，在八路军路南一区队3连连长刘守仁动员下，53岁的裴天来被“特招”入伍，从此造就了一段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传奇。裴天来使用的枪支就是李·恩菲尔德步枪，标尺射程1189米。使用该枪，裴天来一人就击毙日军130多人、伪军汉奸300多人。
中国的兵工厂也为抗日武装提供了不少枪械。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中国的兵工厂大多以仿制他国枪械为主。如汉阳八八式步枪，就仿制自德国毛瑟1888式步枪。制作工艺提升后，改进后的新枪被称为“汉阳造”。与日军制式步枪相比，“汉阳造”在射程、精度方面处于明显劣势，但该枪易于维护、适配多种弹药，因此一度成为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主要武器之一。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第115师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很多官兵使用的就是“汉阳造”。1944年末停产时，“汉阳造”及其衍生型号产量达108万支，其广泛使用奠定了抗日武装作战的装备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用“汉阳造”，抗日军民也创造出一个个奇迹——较早开始“麻雀战”的李殿冰，使用的枪械就是“汉阳造”，后来他成为令敌人闻之胆寒的神枪手。
不仅是步枪，中国的兵工厂还先后引进和仿制了捷克ZB26轻机枪、德制马克沁机枪等。前者被抗日武装亲切地称为“捷克造”，后者仿制品为民24式重机枪。对善于进行游击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敌后抗日武装来说，“捷克造”轻便灵活，能伴随步兵提供火力支持。民24式重机枪威力大，持续输出火力时间长，威力可以压制日军九二式重机枪，因此抗日武装一旦拥有就将其视同生命。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旅第13团就拥有一挺民24式重机枪，带着它南征北战，直至全国解放。
这一时期，各敌后根据地也建起不少兵工厂。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军械科科长刘贵福吸收“汉阳造”“三八大盖”等步枪优点，考虑当时运动战、游击战、肉搏战以及骑马射击需求，设计出一支全新马步枪。该枪长约1米，枪管短而轻，后坐力较小，便于骑马射击，配有三棱刺刀，肉搏时能迅速脱钩甩出，刺杀效果也更好。新枪设计于1940年8月1日提交审定，被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随后在黄崖洞兵工厂量产。
此外，中国的兵工厂还仿制过美国汤姆逊1921型冲锋枪、德国MP18冲锋枪等。前者被称作“晋造汤姆逊”，后者被称作“手提花机关枪”等。这些枪械，也有一部分被投入消灭日寇的战斗中。
客观地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枪械的总体质量无法与日寇装备的枪械相比，然而，凭借这些“万国造”枪械，抗日军民最终取得胜利的事实说明，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就会创造出一个个战争奇迹，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火炮虽少，打出非凡弹道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张珍贵照片。照片中，几位勇士簇拥着一门大炮，大炮上写着：“八路军在大杨庄战斗缴获日军之山炮”16个大字。
这门山炮是1939年初第129师冀豫支队2团在宁晋县大杨庄战斗中从日寇手中缴获的。当时，前来“扫荡”的日寇300多人进驻大杨庄，所带武器中就有这种75毫米口径的山炮。时值寒冬腊月，2团派出突击队搞夜袭，在日寇察觉后一边战斗一边推着山炮出了大杨庄。
时任第129师副师长的徐向前得知此事后，专门派人去给夺炮勇士们拍了照片。日寇天亮后发现山炮丢失，出动了一支由2辆坦克和18辆汽车组成的部队来搜寻。此时，这门山炮早被八路军转移到安全地带。
徐向前专门派人给拍照，日军出动部队搜寻，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反映着一个事实：当时火炮很宝贵，对日军来说是如此，对八路军来说更是如此。
如果说八路军、新四军当时在枪械方面还能做到“勉强够用”的话，那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火炮方面几乎是一穷二白。据统计，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官兵手中基本没有掷弹筒、迫击炮、平射炮、山炮等重武器。到了1940年3月，八路军仅装备掷弹筒108门、迫击炮156门、平射炮9门、山炮38门。
纵观抗战史，八路军、新四军的火炮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仿制到研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抗日军民用不少火炮打出了非凡弹道。
“50小炮”。
黄土岭战斗中用过的82毫米迫击炮。
九二式步兵炮。
掷弹筒可视为一种小口径的火炮，能够单兵携带，不仅射速较快，杀伤力也大，能够直接支援步兵作战。八路军早在平型关战役时就接触过掷弹筒，百团大战时又缴获了更多掷弹筒，不但直接下发部队，还开始进行仿制。
侵华日军使用的掷弹筒有两种：大正十年式掷弹筒和八九式掷弹筒，两者口径均为50毫米，前者有效射程较短，后者有效射程较远，杀伤半径5米左右。
在百团大战的关家垴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战士造成不小伤亡。当时，登上关家垴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此后，八路军兵工厂技术人员攻克种种难关，于1941年4月制造出第一批掷弹筒，被称为“50小炮”。后来，技术人员对掷弹筒进行了改进，使其结构更加合理。经实战检验，八路军兵工厂自制的掷弹筒比日军掷弹筒更好用。
提到抗战时期人民武装的火炮，就不能不提到迫击炮。由于缺少大口径火炮，八路军、新四军所属部队能依靠的炮兵火力支柱就是迫击炮。和大口径火炮相比，迫击炮炮体较轻，便于携带，能够很快部署展开射击。同时，迫击炮弹道弯曲，炮弹威力不小，尤其适合在山地使用。也正因如此，82毫米迫击炮受到抗日武装官兵广泛青睐，并在官兵手中屡建奇功。1937年，参加平型关战役的八路军第115师343旅迫击炮连，仅拥有4门以前缴获的民二十式82毫米迫击炮。该炮由南京金陵兵工厂在1931年参照法制布朗德M27式迫击炮和上海兵工厂仿制的英国斯托克斯式迫击炮设计制造而成。战斗中，该连官兵用这4门迫击炮配合步兵，成功抵挡住日军的反扑。在1939年的黄土岭战斗中，炮手李二喜也是使用82毫米迫击炮，在较远距离一举狙杀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有力地鼓舞了抗日士气。
抗日战场上，像李二喜这样的神炮手很多。比如，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4团1营2连的张效文，也是神炮手。1943年7月，张效文在一次战斗中，一炮干掉了藏在距离500米处一棵大树树杈里的3个鬼子暗哨，为消灭其他鬼子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命令授予“神炮手”光荣称号的赵章成，则创造了在抗日战场上用20发“辣椒面炮弹”拿下日寇碉堡的传奇。
这些神炮手，靠什么打出这样如有神助般的弹道？除了苦练本领，别无他途。
九二式步兵炮是日本1932年研制成功的70毫米口径火炮，既能平射也能曲射，最大射程3000米，在山区复杂地形，可拆卸开来由10个人背负着机动。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缴获了一门九二式步兵炮，马上用于战斗。1944年初，新四军第16旅48团也曾从一队日伪军手中夺得一门九二式步兵炮，并用它演绎了又一段传奇。1944年10月，该团攻打白鱼埠据点，伪军仗着坚固的防御工事拒不投降。新四军指挥员挥手拉出了这门火炮。伪军见状立即不战而降。此后，这门步兵炮跟随48团转战大江南北，创造了辉煌战绩。
在抗战过程中，八路军尝试逆向仿制过九二式步兵炮，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完成试制。在此期间，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主要依靠缴获来获得火炮，到抗战中后期我们才拥有了能够制造迫击炮等部分重武器的能力。
弹药虽缺，颗颗填满斗志
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冉庄地道战的民兵李恒彪，在回忆录里写了一段从敌占区找回自己落在老乡家里的6颗子弹的故事：因为当时获取子弹太难了，身为爆炸排排长的他，先后3次请示县游击连连长，最终涉险取回了子弹。
子弹短缺，当时并不只是冉庄民兵要面对的问题。确切地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普遍面临着弹药短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的兵工厂纷纷加大了生产子弹、手榴弹和各类炮弹的力度。
1940年6月，晋察冀军区成功试制硫酸、硝酸和无烟药等化学产品，解决了制造高级火炸药的技术难题。1940年底，八路军采用白生铁韧化技术，部分解决了炮弹毛坯材料缺少的问题。化学技术和冶金技术的突破，为根据地兵工厂大量生产子弹和炮弹创造了条件。
当时，各根据地兵工厂大多以复装子弹为主。因为与制造新子弹相比，复装子弹所需工艺相对简单。但细细研究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复装子弹也并不容易，难就难在运动战、游击战中弹壳难以收集，而且弹头材料也较难获得。这种情况下，我党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多渠道解决问题，推动了弹药产量快速增长。1940年，八路军复装子弹年产15.3万发，到1941年就提升到40.3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弹药消耗造成的缺口。
对于缺枪少炮的敌后抗日武装来说，手榴弹是步兵手中可靠的支援武器。除了战场上缴获外，各根据地兵工厂也进行了仿制生产。比如，八路军改良了当时普遍装备的德制木柄手榴弹，使其构造更加简单，生产周期更短，很快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推广。
德制木柄手榴弹。
第129师还仿制生产过晋造木柄手榴弹，分为大、中、小3种型号，以适用不同作战场景。与此同时，根据地各兵工厂简化工艺流程，想方设法就地取材，从而使手榴弹的产量明显增加。
以百团大战为例，这次战役中，八路军共消耗子弹70多万发、炮弹逾1.7万发，而手榴弹消耗达到惊人的12万余枚。当时，八路军作战常会选择距离日军30米左右时再开火，因为这样就能充分发挥手榴弹的作用。
迫击炮炮弹是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杀敌重拳，因此迫击炮炮弹成为各根据地兵工厂的研制重点。
在我军先后突破了制造硝化棉、硝化甘油等技术难关后，迫击炮炮弹的射程、穿透力、爆炸威力和生产数量也随之增加。
据统计，整个抗战时期，八路军生产了“50小炮”炮弹20多万发、82毫米迫击炮炮弹数千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弹药短缺的问题。
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的部分枪弹。
数字背后，历史铭记着更多感人细节。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我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吴运铎带着学徒，全力以赴为前线生产弹药。1942年，吴运铎接到前方急需炮弹的任务，他带领同志们连夜为废炮弹除锈、填药、安装弹尾等。因为缺原料，制造不出雷汞，吴运铎冒着生命危险从雷管里挖取雷汞。雷管在他手中爆炸，炸裂左眼晶体，炸伤左膝盖，炸掉左手4个半指头……
“既然是战斗，总有牺牲者，不是我，就是别人。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像吴运铎一样，很多兵工人都在这样做。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
通过革新迫击炮弹套口专用设备，韩忠武将工效提高了数十倍；经过7天冥思苦想，石成玉终于造出了麻尾弹，后又与战友一起仿制发明了燃烧弹、烟幕弹、滚雷等20多种地雷和专用弹。不少兵工人在拆炮弹、试雷管等事故中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正如晋察冀军区兵工烈士纪念碑碑文所写：“诸位烈士，由于你们的流血牺牲，给中国人民换来幸福生活，予世界人民争下和平，为民而死，虽死犹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无数先辈以生命为刃，劈开了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黑暗，迎来了中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胜利曙光。每一件兵器的获得、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凝聚着先辈们的热血与牺牲，浸透着先辈们的大无畏精神。
供图：阳 明
版式设计：方 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