罄竹难书的731部队罪行
■史波波
731部队炸毁的锅炉房残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供图
731部队撤退前销毁的土陶细菌弹弹壳。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供图
731部队是日军侵华期间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其违背人伦的活体实验和大范围细菌攻击，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惨绝人寰的灾难。
恶魔降世：石井四郎与绝密运转的死亡工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频繁使用毒气，造成约130万人中毒。毒气的大规模杀伤性，深深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讲授如何进行“家畜战”。1918年，小泉亲彦研制了数种毒气，设计出防毒面具。1925年，国际组织在日内瓦签订《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即便如此，臭名昭著的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依然坚持呼吁研究细菌武器。
1928年4月，石井四郎出国考察，会见了欧美多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1930年回国后，他极力向日本军方高层推介细菌武器。他的建议顺应了日本侵略扩张企图，得到强力支持。1932年8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从事细菌研究的“防疫研究室”，石井四郎任主管。该研究室研制出石井式细菌培养箱。1933年，“防疫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开展霍乱、炭疽等病菌的培养与武器化工作。
石井四郎把细菌战研究分为攻防两部分，建议攻击部分在国外进行。毗邻苏联且沦为殖民地的中国东北地区进入他的视野。他向上级提出在伪满洲国进行实验的请示，很快获得批准。
1933年8月，日军在哈尔滨南岗区秘密设立石井部队，在五常县背荫河镇设立附属细菌实验场，开始在活人身上验证武器实效。部队对内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这座笼罩于罪恶迷雾之中的基地，被当地人称为“中马城”。据原东北抗联第3军侦察员张林回忆，赵尚志曾计划攻打“中马城”，并派人潜入侦察。1934年中秋节，王子阳等人从“中马城”越狱，部分人来到赵尚志领导的部队。至此，外界才知晓日军在中国进行的活体实验暴行：日军每天给人抽血，抽到人撑不下去时，把人拖到院子里，用斧子把头壳打破，用作工厂原料，残余的骨肉经医生解剖后，拿到炉里炼……
1936年2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东北抗联干部刘海涛，向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揭露了“中马城”真相。
1934年，“中马城”弹药库爆炸，原因不明。后来，由于秘密外泄，加上遭到东北抗联频繁袭扰，石井四郎下令将设备运往哈尔滨，并炸毁建筑设施。1936年春，日军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动工兴建细菌战相关设施。
七七事变爆发后，石井四郎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称，已经掌握用感染鼠疫菌的跳蚤作为武器的方法，且可将其大规模应用于战争。1938年6月，731部队迁驻哈尔滨平房地区，同年接收了大连卫生研究所。此后，为适应不断扩大的作战需求，731部队又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组建了4个支队。
1941年，石井部队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番号，编制达3000人，顶峰时有4515人规模，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力量。大部分成员通过常规部队名义被征召，再经过内部调转流程，隐秘进入731部队。日军为了培养细菌战后备力量，还组建了731部队少年班，也被称为“少年技术见习队”。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招了6期230余人，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
731部队下设总务部、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疫给水部、细菌生产部、训练教育部等。其中，细菌研究部专门研究培养各类烈性传染病菌；细菌实验部负责在实验场和战斗环境中开展人和动植物细菌实验；细菌生产部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生产各类细菌，理论上每月可生产约300公斤鼠疫菌，或500至600公斤炭疽热菌，或800至900公斤伤寒菌，或1000公斤霍乱菌。
在731部队直接参与和指导下，日军组建了北京1855部队、南京1644部队、广州8604部队和新加坡9420部队，以及47个师团防疫给水部、12个野战防疫给水部、8个独立防疫给水部、1个旅团防疫给水部和台湾临时防疫部等。这些组织形成一张罪恶之网，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至暗一页。
人性泯灭：披着医学外衣的罪恶实验
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开展的活体实验，主要通过人体染菌观测、活体解剖检测和病理解剖诊断等方式进行，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石井四郎开创了利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可怕先例。“中马城”除少数人越狱外，都成了实验的“原料”。人一旦被抓进来，毫无尊严可言，被日军称作“马路大”，即被剥了皮的木头。
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建立的实验基地，占地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可以从事大规模的活体实验。731部队下辖的各支队，表面上从事疾病防治与饮水净化，实则都从事细菌研发和活体实验，并直接参与细菌战。
731部队进行了数以千计的活体解剖，研究了鼠疫、伤寒、霍乱、炭疽、赤痢、狂犬病、结核、梅毒、白喉、黄疸、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百日咳等数十种细菌。他们甚至将一个13岁左右的孩子抓来解剖，取出肝、肾、胃等内脏放入标本瓶中。有的女性先是被强奸怀孕，后被那些恶魔残忍解剖。
731部队原队员胡桃泽正邦回忆，自己曾解剖过300人，“解剖时人还是温热的，有血喷出”。据有关人员统计，他们对中国抗日军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志士进行活体解剖的人数高达5000人。中共地下党员崔德恩饱受活体实验折磨，但始终未变节，最终被残忍杀害。
为检验化学战能力，他们以活人为材料进行毒气实验。据上田弥太郎供认，731部队两次毒气实验就杀害了200余人。此外，他们还用活人进行常规武器杀伤效应实验，将人塞进坦克和装甲车，然后用火焰喷射器喷射，使人全部被烧焦；把人当成枪弹穿透实验原料，分为裸体组、单衣组、棉衣组，测试步枪的穿透性能。
为取得最接近实战的数据，731部队在安达、城子沟等地的固定实验场和一些山区、草原的临时实验场进行野外实验，通过投掷细菌炸弹、用飞机低空布撒细菌、向蓄水池和牧场投毒等方式，大规模屠杀无辜百姓。
731部队的罪行罄竹难书。凶残至极的他们进行过冻伤实验、忍受饥饿实验、不饮水可存活时间实验、梅毒研究实验，甚至还进行过人兽血交换实验、人体低压或真空实验、肠子食道直接缝合实验、左右肢交换实验等，完全丧失了伦理道德。比如，在冻伤实验中，731部队在极寒时节把人赶到户外，架起大风扇加速冻伤形成，然后用棍子敲打冻僵的手指，检验是否完全冻住。有时他们用开水给被实验者解冻，使其烂掉皮肉、露出白骨，甚至当场殒命。
凡是被移送到那里的人，无论国别、性别、年龄，都遭到了地狱般的残害，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一书中披露，731部队利用美、英等国战俘进行过人体实验。日本作家森村诚一认为，实验对象还包括荷兰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
暴行骇人：遍及中国20余省、区的无差别攻击
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下，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很快发展为体系化的恐怖组织，开始展开大规模屠杀。
全面侵华战争中，731部队时常派出远征队指挥、协同其他部队发动细菌战。1940年7月，石井四郎率远征队抵达宁波。10月，远征队将125公斤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载体布撒在居民区、河流和蓄水池，引发鼠疫大扩散。1940年和1942年，日军在衢州地区布撒了大量细菌，导致1940至1948年当地累计发病30余万人，病死5万余人。许多乡镇都出现烂脚病，有的人脚发黑溃烂，有的人骨头都露了出来。在日军对金华、义乌等地发起的细菌战中，都有731部队的“鬼影”。
1941年11月，731部队在常德布撒鼠疫载体36公斤，造成大量人员染病死亡。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话：“十里千墓相连，一家二三次出殡，野狼咬散的尸骨遍地，乌鸦啄得尸体血淋淋”“夜里飘着尸体的腐臭，看到的尽是无人的空舟”。
1942年5月，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开始用细菌炸弹进攻云南。当年保山等58个县、市出现霍乱大流行，发病人数约12万人，死亡9万余人。
以上案例，仅是731部队罪行的冰山一角。据研究表明，日军先后对我国20多个省、区发动细菌战，采用飞机撒播、特务汉奸施放以及掺入食品、水源等方式进行细菌攻击，造成大范围的烈性病流行。那些被侵害的地方生灵涂炭，农作物绝收，遭受毁灭性灾难。
2014年，专家学者基于历史文献和调查材料作出统计，日军细菌武器至少造成约230万名中国军民感染，其中死亡者约65万人。从近些年的调查研究看，中国实际受害死亡人数远高于这个数目。经研究人员初步估算，死亡人数大约在此前统计人数的4至6倍之间，至少有200万人。
罪证湮灭：迟迟不到的深刻悔悟和正式道歉
日本投降后，侵华日军有计划地销毁了相关档案资料。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核心成员大部分逃脱了审判，并长期保守细菌战秘密。因此，搜集他们的罪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45年，在预料苏联军队将对日军发动进攻后，731部队加紧增加老鼠繁殖量，计划用细菌武器与苏军决战。然而，面对苏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日军来不及使用细菌武器，就节节败退。撤退前，他们为了掩盖细菌战罪行，销毁了设施、库存、文件等。
8月9日，东京方面负责对苏工作的朝枝繁春，担心731部队如果被曝光，将危及日本天皇，遂起草电文，以参谋本部名义发送给石井四郎：“有关贵部处置问题，将令朝枝参谋前往传达指示，所以10日务必在新京军用机场等候。”10日，朝枝繁春与石井四郎面谈1个多小时，给出详细指示：全体解散，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本土，所有证据物品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已调1个工兵中队携5吨炸药归你部使用，必须将所有设施炸毁；建筑内的“马路大”，必须用电动机加以处理，再放进锅炉内焚烧，然后将其骨灰等投入松花江冲走；你部53名具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你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本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也在那时候下达了命令，用爆破手段除去731部队的痕迹。
日军销毁大量资料时，石井四郎不甘心将研究资料完全就地销毁，再三问上级能否带回日本。在接连遭到拒绝后，他还是将部分资料、滤水机、疫苗等带了回去。他和731部队成员带走的资料包括《用活人作细菌武器的实验报告书》《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以及8000张用细菌武器做活人实验和活体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幻灯片等。
731部队核心成员多数毕业于日本知名高校，很多人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发表过大量医学论文。这些所谓的医学精英，不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反而打着科学的旗号，不受约束地研究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这是对医者基本职业操守的亵渎与背叛，更是对人类基本伦理道德的践踏与破坏。日本医学界本应进行深刻反省。然而，很多细菌战罪犯战后获得巨大财富与科学荣誉，走上了日本顶尖大学、医疗机构的高层岗位。他们对以往的残暴行径保持缄默，并向后代传播虚假历史和错误价值观，严重影响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父辈、祖父辈犯下的滔天罪行。
2010年，日本一家医学研究会，面向东京某高校医学生，展开关于对731部队认知状况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17%的人知道，21%的人听说过，62%的人不知道；而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认知，68%的人知道，27%的人听说过，5%的人不知道。从这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日本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对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产生普遍的、正确的认知。
中国是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最大受害国。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人多年努力下，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定731部队曾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使平民感染鼠疫、霍乱等，造成多人死亡。即便如此，法官在法庭上依然驳回原告提出的谢罪及赔偿等一切要求。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近年来向广东省档案馆等捐赠了多份日军细菌战资料。松野诚也说，虽然731部队在中国的大量文件被销毁，但日本国内仍有战争期间日本留存或从中国运回的部分文件。如侵华日军各支细菌战部队的留守名簿，被收藏于厚生劳动省。2017年，1644部队成员宫下利市的儿子竹上胜利，在仓库偶然发现父亲生前的照片，有的照片中有“防疫课”“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等字样。在竹上胜利和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西山胜夫等人努力下，厚生劳动省于2024年3月将登字第164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等的留守名簿，移交至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2025年3月，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添拓在国会上公开展示731部队在中国进行活体实验的史料——《芥子气弹射击所致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文件副本。这份史料早在1964年就由原731部队军医池田苗夫捐赠日本防卫省，直到2004年才被公开，整整被隐匿了40年。日本政府声称未发现能表明731部队活动详情的资料。这显然是谎言。
多年来，日本政府从未就细菌战等罪行道歉，错误史观在日本依旧盛行。今年8月15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包括部分内阁成员在内的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再次反映出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
历史不会因谎言而失真。731部队犯下的罪行无论怎么掩盖，都无法抹去历史的伤痕，更无法逃脱正义的审判。试图掩盖甚至漠视或否认这段历史，本质上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是对人类良知的背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悉数731部队的罪恶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后人铭记苦难、珍爱和平，避免悲剧重演！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版式设计：张 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