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号角
■解放军报记者 杜 娟 奉云鹤 李汝海
曙光（油画，入选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五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第十五届全军美术作品展览）张 研作
9月12日，第12批30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人民的期盼中回到祖国的怀抱。载着烈士遗骸的灵车，缓缓驶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在陵园门口等候已久的志愿军老战士南启祥，举起跟随他70多年的军号，吹响了冲锋号。他说：“像70多年前一样，我想再为你们吹一次。”
嘹亮的冲锋号，曾伴随无数英雄战斗。他们最懂这旋律所拥有的力量，也无比坚信这旋律响起后，必定迎来胜利的曙光。
数十年来，军号一路伴随人民军队前进步伐，深深融入官兵的战斗和生活，见证了人民军队的苦难与辉煌。
一
巍巍井冈，苍翠如黛。一座主体高8.1米、基座宽10.27米的红军军号雕塑——《胜利的号角》，在群山间巍然耸立。缠着红飘带的号身，紧握在红军战士刚劲的手中，直指长空。
这意象，来自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一把红军战士用过的铜质军号。岁月流逝，绿锈爬满了号身。射灯下，系在军号上的红飘带依旧鲜艳，如革命的火焰，永不熄灭。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1929年，正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刘伯承，读到了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激动不已。他拿着从国内转来的油印小册子，找到同学左权，边念边说：“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一起去战斗！”
“朱毛”红军吹响的号角，响彻罗霄山脉、传遍华夏大地。那是冲锋号，也是集结号。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同样的理想信念，集结在这一号声之中。
军号传递的是党的意志和决心，吹出的每一个音符都镌刻着信仰的密码和使命的温度，凝聚着不可战胜的力量。
1928年8月，黄洋界保卫战打响。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趁红军主力远征湘南之机，“会剿”兵力空虚的井冈山。团结成一块坚硬钢铁的红军，以不足1个营的兵力击退了敌军4个团。
正在山下作战的毛泽东闻讯，赋诗称赞：“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鼓角”泛指军号。军号是从古代的“角”演变发展而来。我国古代的边塞诗词中，有许多关于“角”的描写。如唐代岑参的“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宋代范仲淹的“四面边声连角起”，以及辛弃疾的“梦回吹角连营”等。用于发号施令、鼓舞士气的号角，从古至今是军人心中的特殊印记，是刻在军人骨血里的家国召唤。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眼中，军号是一个特殊的符号。他认为那些意气风发的司号员，代表着为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继的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便以红军号手的照片“抗战之声”作为《西行漫记》一书的封面。斯诺想通过这张照片告诉世界，在中国西北山沟里吹响的，是中国抗战的号角，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著名军事记者刘白羽曾深情回忆道：“当初从一位地下党员手中拿到这本书（《西行漫记》）时，一看到这个封面，我立刻就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似乎感到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热切召唤。号角吹响了，祖国呼唤了，当时感到不去延安参加抗战，我就愧做炎黄子孙。多少年烽火岁月，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始终觉得耳边有一把军号在吹，有旋律在响。”
激昂的号角，是使命的召唤，是必胜的信心，是前进的力量。
在汶川干休所，记者见到经历过长征、与党同龄的藏族女红军王全英。长征路上，在一场战斗中，15岁的她与部队失散，后来翻越雪山寻找部队时冻掉一根脚趾头。她一直渴望能再次听到熟悉的军号声，但终究未能归队。采访当天，当看到记者带来的一把军号时，年老体衰的她，眼神里放出一丝光芒，用模糊的发音坚定地说：“号声就是命令，向前！向前！”
二
军号是战争的产物，有自身独特的战斗属性。
人民军队创建初期沿用的是旧军队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1929年，我军攻打上杭。敌军企图突围逃跑，吹起联络号调集队伍。我军一听号音，以为是兄弟部队，就放松了警惕，结果放跑了近1个营的敌军。
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红军总部根据部队的反映，着手编写我军的号谱。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号谱。换用新号谱后，我军可根据敌人的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动向，而敌人对我军行动却摸不着头脑。
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鉴定，认为这是全国保存最为完整和正规出版的红军时期号谱，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号谱共40页，分为勤务号谱、联络号谱、行动号谱、名目号谱、战斗号谱5类340余首。战争年代通信设备不发达，发布命令、指挥战斗、振奋军威、安排生活等，都是通过军号声来传达，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
“司号员”与“司令员”只是一字之差，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司号员必须对所有号谱熟悉掌握，一旦吹错号音，传递错误指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战友的生命。军号在战场上的作用远不止传递指令，在我军历史上，灵活运用军号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很多。
1934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中，红四方面军第9军直属队在山路行军时，不慎与大部队脱节。傍晚时分，直属队在前进中发现敌人一个前哨阵地。作战科科长周希汉急中生智，将近百名司号员一线展开，每隔10米站一个人。一声令下，全体司号员吹响冲锋号。号声震撼山谷，接着杀声四起。敌人以为来了千军万马，顿时阵势大乱。那天夜晚，直属队数次利用军号，以几百人击溃了敌3个团，俘敌约2000人。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司号员创造了“军号游击战法”，后来被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回忆史料》。
1939年冬，在栖霞县松山镇战斗中，胶东军区第5旅15团由于进攻兵力不足，将全团司号员集中起来，在松山镇四周设置了多组司号员。
攻击开始后，我军司号员从松山镇的四面八方同时吹起了冲锋号。日伪军听到这么多号声，以为八路军大部队包围了松山镇，急忙命令炮火和轻重机枪向四周疯狂扫射。趁敌方火力分散之际，第15团2营迅速发起猛烈冲击。日伪军见势不妙，仓皇逃窜。此战，日军小队伤亡过半，伪军中队大部被歼。“军号游击战法”后来被各个抗日根据地学习，广泛使用于敌后战场。
在这些战例中，司号员扮演了“奇兵”角色，背后体现的是我军指挥员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战场上，司号员一直跟随指挥员行动，有机会学习处置各种复杂情况的知识，增长了指挥才干，有的逐渐成长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东线战场第一仗——黄草岭战斗打响，志愿军第42军124师371团4连奉命坚守黄草岭左前方的高地——烟台峰。他们面临的敌人是美军王牌陆战第1师。
经过5昼夜激战，连长、指导员、班排长全部牺牲，全连只剩下包括8名伤员在内的19名战士。危急关头，司号员张群生挺身而出，喊道：“我代理连长，大家跟我来！”他给大家分配弹药后，组织人员利用石洞、石缝为屏障，隐蔽躲避美军地毯式轰炸。当美军以为基本拿下了烟台峰，准备冲过去抢占时，张群生吹响冲锋号。4连战士们跃出战壕向敌人发起进攻，使敌人措手不及。在张群生的指挥下，4连数次打退敌人，守住了阵地。
战斗接近尾声，阵地上仅剩8名战士在坚守，张群生再次吹响了军号。远处的指挥所读懂了这时断时续的号音——“阵地还在，我们还在。”战后，4连被志愿军第42军授予“烟台峰英雄连”称号，张群生荣立一等功。
三
平型关往南500余公里，有这样一个地方，曾经是我军的“号兵摇篮”。从这里先后走出千余名司号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陵川号兵”。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以后，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战工作的全面展开，无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都出现了一个问题——缺少司号员。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是太行第8军分区所在地，处在太行山南麓峰巅，地理位置隐蔽，群众基础好，具备了训练号兵的有利外部条件。1943年10月，根据太行第8地委和第8军分区指示，陵川武委会在附城、夺火等地开办了号兵训练班，每期招收30人左右。
司号员招收有严格的条件要求——年龄小，身体素质好，头脑灵活，能随机应变。之所以如此严苛选拔，是因为司号员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岗位。吹号时，司号员必须站在有利于号声传送的地方，位置容易暴露，因此往往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军号。号身残缺不全、有点变形，诉说着80多年前一场战斗的惨烈。军号的主人，是牺牲时年仅17岁的崔振芳。
1937年，13岁的崔振芳参加了八路军。1940年，他作为司号员参加关家垴战斗，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上级调他到驻守在黄崖洞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3营7连担任司号员。黄崖洞位于太行山腹地，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就坐落在这里。日本侵略者将其视为心腹之患，屡屡妄图进攻和破坏。
1941年11月，日军集结5000余人企图摧毁黄崖洞兵工厂。11日2时许，敌主力先头部队准备偷袭黄崖洞南口，刚刚进入我7连前沿阵地，就被负责警戒的战士发现。当敌人距离阵地100米左右时，司号员崔振芳吹响了军号，八路军官兵打退了敌人。
拂晓时分，日军卷土重来，利用山炮、曲射炮和掷弹筒等轮番轰击，黄崖洞南口两侧的防御工事被损坏大半。连长命令崔振芳和卫世华两名战士据守陡崖，负责投掷手榴弹阻击敌人。
战斗中，卫世华的手臂不幸被敌人机枪打中，崔振芳马上把战友救护下去。崔振芳孤身战斗在陡崖上，投出了100多枚手榴弹，炸死炸伤敌人数十名。最后，所有的手榴弹都投光了，人也累得站不起来。这时，他听到了增援部队的呼喊声。就在他准备迎接战友时，一块被炮弹崩起的石头击中了他的喉咙。崔振芳顿时血流如注，倒下时，那把最心爱的军号静静躺在他的身旁。
革命战争年代，陵川号兵群体中有许多像崔振芳一样的英雄人物。
陵川太和村人侯国富，在陵川号兵训练班受训后，被分配在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38旅79团2连任司号员，参加过上党战役，转战于晋冀豫各战场。1948年2月，在临汾攻坚战中，他在吹响攻城的冲锋号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英勇牺牲，年仅19岁。
陵川县附城镇黑土门村人张喜发，1946年参加陵川号兵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太行4分区46团1营3连任司号员。1947年攻打焦作的战斗中，他在执行指挥员命令跃起吹号时，一发炮弹袭来，不幸被弹片击中牺牲，时年20岁……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军人花名册，记载着900多个陵川号兵的名字。而在《陵川烈士英名录》记载的2465名烈士中，有389名是司号员。这些仅仅是记录在案、有据可查的数字，实际上司号员牺牲人数可能比这些还要多。
在陵川县烈士陵园，高耸的烈士纪念碑顶部矗立着一座金色铜像——号兵身姿挺拔、气势昂扬。一如烽火岁月，英雄的司号员们站在高处，一次次吹响嘹亮号角的身影。那号角声，似仍在山河间回荡。
四
自2019年8月1日，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距1985年全军撤销司号员编制，时隔30多年，嘹亮的军号带着历史的记忆，重新响彻座座军营。
“我是恢复司号制度后‘烟台峰英雄连’第一任司号员胡帅，向您致敬！”2020年底，胡帅来到连队老前辈张群生家中。他给老人递了一把军号，说道：“这是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后，连队定制的第一把军号，送给您留作纪念。”
在连队荣誉室里，一直珍藏着张群生曾经用过的军号。多年来，每逢连队连庆、新人到连等时机，官兵都会到荣誉室，站在这把军号前，重温老前辈张群生的战斗故事。
今天，在许多博物馆和英模连队荣誉室里，陈列着人民军队在不同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军号。那些军号早已斑驳，但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烽火记忆，蕴藏着人民军队的制胜密码。
南疆军区某部一级上士王国良，2019年成为连队司号员。那时，一名年轻战友听王国良吹响的冲锋号后说：“确实有一种想上阵杀敌的冲动。”
“当前通信设备越来越先进，但在未来战场上，这些设备往往都是敌人最先攻击的目标，极有可能战斗一开始就被摧毁。这时军号就可以起到作用。”王国良说，现在连队在执行任务时，都会吹出征号、凯旋号、冲锋号等，战斗气息变得更加浓厚。
王国良不仅是司号员，还是南疆军区基层业余军乐队队员。今年，王国良等12名军乐队队员加入联合军乐团，参加了抗战胜利日阅兵。
司号员兼任军乐队队员，在我军历史上并不鲜见。早期红军队伍没有军乐队编制，各个部队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就成了军乐队。
中共中央在延安长达13年的时间里，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也有过一些军乐队的活动。1937年5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夕，由涂思宗率领的国民党“中央调查团”共17人抵达延安。延安的城门上醒目地写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等标语。
当时，有一支红军军乐队在奏乐欢迎，场面十分隆重。涂思宗一行不禁感叹：红军经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竟然还有如此像样的军乐队。他们由此对这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革命队伍感到由衷钦佩。
军乐是展现一支军队精神面貌的重要窗口。不少经过战火洗礼的司号员，作为军乐队队员，活跃在各类仪式现场。其中一部分人还曾被光荣选入联合军乐团，参加了开国大典。当天，他们向全世界奏响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见证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冉冉升起。
今年抗战胜利日阅兵中，联合军乐团用嘹亮的军乐展现国威军威、凝聚意志力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8次从全军范围抽组而成的联合军乐团。雄浑的旋律，是对英雄的深情礼赞，也是在强国强军路上吹响的冲锋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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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张 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