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智能时代作战观之变
■袁 博
引 言
作战观反映的是人们对作战活动的观察与认识。不同的时代条件、不同的战争形态，塑造着不同的作战观。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军事革命交汇的历史时期，先进智能技术加速运用于军事领域，更新了参战力量、拓展了交战空间、改变了作战方式、激发了指挥创新，推动一系列变革、实现一系列突破，带来作战观的变化，并直接影响下一场战争的作战指导。
战场主角之变，促成力量运用观念改变
作战力量是遂行作战任务的主体，对作战胜负起决定性作用。智能时代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无人力量等新质力量走上战争舞台，作战力量构成更加多元，作战体系结构日益复杂，也带来了作战力量运用观念的改变。
模块组合。结构决定功能，不同的作战编组结构，决定着不同的作战功能。早期军队作战功能与作战力量捆绑紧密，军兵种内部作战功能组合较为容易，但跨军兵种、跨平台功能组合还存在链路不通等问题。随着作战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当前世界多数国家军队在力量建设上，不同程度采取了模块化思路，虽然不同力量模块规模大小有所区别，但都力求功能接口通用且交互规则清晰，使每一个模块都具备独立作战功能，战时可根据需要与其他模块进行积木式、标准化、动态化的灵活组合，形成功能更加强大和全面的整体作战能力，从而满足复杂任务需要。
效能聚合。传统战争比拼的是规模制胜，受技术水平制约，大规模兵力兵器集结、集中、集群等规模叠加方式，成为作战体系能量聚合释放的最佳选择。智能时代军事通信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作战资源进入网络信息空间的客观条件，让能量具备基于网络汇聚起来的可能。分布在多域空间的作战效能有机联接为一体，实现了从兵力集中向兵力、火力、信息力集中的转变，连接入网的资源越多，作战要素间相互渗透、相互助力就越容易，形成的体系作战能力就越强，整体作战效能就越高。
人机协作。随着智能控制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无人作战力量在作战体系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军队兵力结构、武器装备编配发生变化，人在对抗中更加专注于运用任务规划系统细致设计行动，借助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掌控作战进程，注重把人的创造性、思想性和机器的精准性、快速性组合起来。人和机器的关系将从由人支配主导的关系，向人机优势互补、密切协作的关系转变。未来人机协作响应更快、水平更高，甚至可以通过模式识别、语义理解、脑机接口等交互方式，直接从思维意识层面与机器连接，感受机器反馈、操控机器行动，充分发挥人机混合优势。
领域拓展之变，促成战场时空观念改变
人类活动的空间拓展到哪里，战争角逐便如影随形地跟进到哪里。智能时代，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战场时空特性发生巨大变化，对战场时空的规划和利用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时间重叠。时间的流向是单向的，但对作战时间的利用却可以是交叉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空间上的分布式并行作战，可以获得作战效果在时间上的同步交叉重叠，使作战节奏更加紧凑高效。依托智能算法可以在更加细微的时间尺度上，寻找时间间隙并设计行动，筹划来自广域多维空间不同武器平台的作战行动。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可以异地同时展开多项作战行动，使对手防不胜防，从而最大限度发挥作战效能。
多域一体。传统陆、海、空战场泾渭分明，不同军种在明晰的空间内对抗厮杀。智能时代，不同空间交互增益、彼此影响，泛在云联的基础网络与联合作战侦察、指挥、打击、保障信息密切交融，相关军兵种按需实现信息共享和数据直通，各军兵种作战任务界限区分不再泾渭分明，能够在更低层级上实现联合作战。不同空间作战力量在统一的联合指挥机构指挥下，在广阔空间协调一致实施作战行动，各作战域相互配合、互为支撑，力争形成全局优势，夺取最终胜利。
跨域作战。跨域作战是指在一个域的作战行动，在其他域产生效果，空对地、地对空、陆对海、海对陆都可视为跨域作战，可带来以快制慢、以高制低等优势。当前，人工智能、网络信息等高新技术，具有跨域赋能作用，一旦实现广泛军事运用，就可增加某些单域平台的跨域能力，为实施跨域非对称作战提供丰富力量平台和作战手段。
作战方式之变，促成战争制胜观念改变
军事技术向作战领域的快速渗透，带来穿透式打击、无人化攻防、分布式作战等新的作战方式，同时也引起对智能时代战争制胜机理和制胜路径认识的深刻变化。
由“平台+利器”制胜向“体系+合力”制胜转变。传统战争整体作战效能主要依托累加平台作战效果。智能时代，智能算法与信息技术使得作战平台连接更加紧密，作战诸要素形成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单个武器平台作战效能的发挥，主要依赖于整个作战体系的支持与支撑。即使武器平台再先进，一旦脱离体系支持，也难以发挥应有作战效能。如何高效顺畅地发挥体系合力，成为智能时代作战取胜的关键。
由“数量+规模”制胜向“快速+精准”制胜转变。传统战争作战效能释放方式粗放，强调大规模兵力集中或集中优势兵力，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集聚力量创造压倒敌人的胜势。智能时代，战场态势实时共享、指挥决策周期缩短、作战力量分散配置，使作战对抗呈现新的面貌，有人无人力量“快速行动”“精确打击”成为基本的作战方式。同时，人工智能帮助指挥员实现对作战资源的智能调度和优化配置，给出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和战法运用建议。这种智能辅助的指挥与控制方式有利于减少人为错误，提高作战行动的精确性和作战资源的集约性。
由“歼敌+夺地”制胜向“瘫体+夺志”制胜转变。传统交战，主要通过消耗敌战争资源和战争潜力谋求战争胜利，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智能时代更加强调大体系支撑下的精兵行动和震慑行动，智能科技深度嵌入侦、控、打、评等作战环节，比拼的是谁的态势感知更清、指挥控制更灵、火力打击更准、兵力行动更活，通过压倒性优势、决定性战果、震慑性效应，达成作战目的。
智能技术之变，促成作战指挥观念改变
千百年来，作战指挥一直是人类思维的专属“领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作战指挥全流程，人机融合、智能决策水平不断提高，使指挥决策架构流程和方式方法不断发生新变化。
指挥架构从固定层级向动态可变转变。面对急剧变化的战场态势，构建高度弹性的“去中心化”指挥架构得到重视，“快敌一秒”的决策周期价值突显，瞬时聚优成为用兵谋势的基本要求。作战指挥中，部分传统的树状结构让渡于灵活的分布式指挥、任务式指挥，上级指挥机构赋权下级指挥机构，末端指挥节点将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视情通过临机协同完成作战任务，指挥控制效能得到极大提高。
作战筹划从系统辅助向人机融合转变。信息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广泛运用于指挥领域，作战筹划的工程方法和系统工具日益增多，为科学解构战争复杂问题提供了手段和技术支撑。图表化描述指挥活动、模型化规范作战计算、仿真化推演作战进程、可视化展现筹划成果成为可能。在智能化指挥系统支撑下，实现作战筹划与机器学习系统、大数据、云计算的深度融合，人机融合贯穿指挥决策全程，指挥控制变得更加高效。
筹划工作从集中作业向网络化协作转变。作战筹划日益成为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仅凭指挥员个体或某一级指挥要素独立筹划，难以高效完成筹划工作。为此，需要运用网络化协作方法，推动各级指挥系统和指挥要素依托网络信息体系形成高效互联的“工作群”，在统一意图下，发挥专业优势实现联动作战筹划，在多层级联动筹划过程中发现和解决时空、力量、行动、用频、保障等之间的矛盾问题，进一步提高作战筹划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