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更多军事电影精品佳作
——访国家一级编剧周振天
■解放军报记者 奉云鹤
中国军事电影海报集萃。资料图片
周振天，1946年出生，军旅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原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主任、文工团艺术指导，主要作品有电影《蓝鲸紧急出动》《敬礼，我的教官》《天涯并不遥远》《火种》，电视剧《潮起潮落》《驱逐舰舰长》《我的故乡晋察冀》《舰在亚丁湾》《上将洪学智》，话剧《海军世家》《深海》《危机公关》，大型电视专题片《国魂》《壮士行》《北上先锋》等，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获第25届“曹禺戏剧文学奖”，2023年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
1996年，周振天在舰艇部队拍摄电视剧《驱逐舰舰长》时留影。
记者：对您个人而言，电影意味着什么？有哪些电影作品对您产生了关键性影响，促使您走上影视剧创作道路？
周振天：电影对我人生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我从小对电影特别痴迷。我家附近有一家儿童电影院，我几乎每天放学后就去那儿看一场，周末不上课，一天看两场甚至三场。我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有《南征北战》《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平原游击队》《上甘岭》等。所以说，我和电影的不解之缘，应该是从那家儿童电影院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中国电影涌现出一大批好作品，如《林则徐》《聂耳》《青春之歌》《海鹰》《回民支队》《战上海》《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渡江侦察记》等。那么多精彩电影对于少年的我，真是目不暇接、大快朵颐。有的电影不知看了多少遍，我甚至都可以把大段台词背下来。
那个时代的优秀电影，饱含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情怀，还蕴含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光辉、社会良知，已经沉淀、凝练成那个时代瑰丽的艺术“琥珀”。虽然那时候看电影纯粹就是喜欢，但这些经历对我后来影视剧创作起到了扎实的铺垫作用。那些优秀电影作品所承载的价值追求、艺术风格，以及编导们的多种叙事策略，成为我创作道路上的精神与艺术底色。
我的电影创作缘分起始于自己撰写的谍战长篇小说《斗争在继续》。小说出版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严寄洲导演找到我，希望将小说改成电影《猎字九十九号》。资深编剧黎阳与我合作，几番创作修改打磨，这部电影最终于1978年公映。因这次经历，我被特招到原海军政治部话剧团任创作员。
记者：在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之际，作为深耕军事题材创作40多年的编剧，您如何看待军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中的独特价值与地位？
周振天：军事电影自然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直接或间接艺术呈现。从早期讲述抗战烽火的影片，到新时代聚焦强军兴军的优秀作品，军事电影用镜头定格了中国人民从救亡图存到走向民族复兴的每一段历史。这些影片不只是艺术创作，更是民族集体记忆的鲜活载体，更直观地展现并留存我们民族不屈不挠、守土卫国的精神基因。比如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1935年上映的抗日救亡题材电影《风云儿女》；又如电影《红海行动》的创作灵感，取材于我海军陆战队、维和部队、联合国战地观察员们在域外执行任务时的真实故事。由此可见，军事电影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用自己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的豪迈气魄，还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当代中国军队的国际形象。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军事题材电影、电视剧一波接一波地兴起，持续赢得亿万观众的喜爱与追捧。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说明，在信息多元杂驳、观赏趋向碎片化、娱乐呈现圈层化的现实情况下，人们仍需要“挽狂澜于既倒、九死而不悔”的英雄形象，仍需要淬炼意志、洗礼精神的艺术作品，仍需要振奋人心、提升民族和军队向心力和凝聚力的能量源泉。
特别是对人民军队来说，任何时期都需要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培育和激发官兵的战斗精神。中国军事电影塑造的诸多英雄人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官兵，给我们这支部队持续注入忠诚之魂、浩然之风、豪迈之气。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看到优秀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萌生或强化了参军报国的想法，并在火热的军营中一步步锤炼成才。比如讲述我海军首批舰载机飞行员故事的电视剧《海天雄鹰》，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后，很多高中应届毕业生踊跃报考海军航空大学。相较于往年，该校提前完成当年的飞行学员招生任务。这并不是孤例。20世纪末，军旅题材电视剧《红十字方队》在央视热播后，也曾掀起当届高中毕业生踊跃报考军队医学院校的热潮。这些现象，令我们这些军旅影视剧创作者感到了鼓舞，也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1998年，周振天在潜艇部队体验生活。受访者供图
记者：中国军事电影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曲激昂的英雄赞歌。一代代创作者在英雄人物刻画上不断探索创新，给观众呈现出兼具时代特征与精神内核的人物形象。您认为，军事电影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具体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
周振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事电影，塑造了一批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英雄形象，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李向阳、《英雄儿女》中的志愿军战士王成等。这些英雄形象鼓舞了一代人的革命斗志，并建构起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但由于时代语境和制作规模有限，在英雄形象塑造和行为叙事等方面，落笔侧重点大都集中在敌我双方统帅部谋略决策的平行叙述，以及战场上主人公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行为上。而冲锋陷阵的士兵在战场直面生死时的复杂情感、主人公成长的曲折历程，以及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等都较少呈现，也缺少对某一场战争地缘政治、历史因缘等方面的揭示与思考。
到了世纪之交，军事电影里的典型环境中，人物形象开始在宏大叙事中亮眼呈现。创作者开始在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地展现人物的个性特点。如《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创作者以“一滴水里见太阳”的折射方式，在曲折的战争叙事过程中，凸显了李云龙个人独特的性格与命运，展现出有勇有谋、有血有肉，虽有草莽之气却心怀忠诚的人物形象。
这些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出现，鼓舞创作者们以更新颖的影视语言、更深刻的人性洞察、更丰富的类型表达，与当代观众进行共情的对话。特别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相继推出的几部革命战争题材影视作品《西北岁月》《古田军号》《血战湘江》《浴血荣光》等，以不同的历史截面为舞台，从多元艺术视角共同构建了关于人民军队艰苦奋斗历程的壮丽史诗。作品在艺术表达与历史呈现上的探索，成为当代战争题材影视创作的重要成果。这些作品既展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也生动呈现了具体战争情境中的偶然与莫测，在宏大历史中注入个体生命的真切体验，更完整地展现了战争大背景下的情感逻辑与历史逻辑。
与此同时，这几部作品也进行了美学范式的探索与拓展，融合了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手法，对战争场面、历史景观既追求还原效果，也注重意象营造。最为宝贵的是，作品中都具有与当代对话的意识，对艰难历史情境中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牺牲精神的细腻刻画，为当前的价值观建构提供令人信服的历史参照。
记者：人物形象刻画方面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军事电影的美学范式转型。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创作原则？
周振天：毋庸讳言，当下军事电影已成为具有时尚与流行特征的大众文化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军事电影创作必须时刻考虑身处的创作大环境、大市场。但值得留意的是，我们不能为了吸引眼球、博收视率和点击率，一味地迎合低级趣味，而是要始终警惕“乱花渐欲迷人眼”，不能在夹裹着意识形态博弈的影视剧市场中迷失方向。毕竟“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我们的作品不能看似是视觉盛宴，一经“化验”却发现里面含有“苏丹红”“瘦肉精”之类。文学界一直在说作家要有守望精神，影视剧作家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民族历史的传承、对民族文化的持守。
关于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这个话题，我曾经和一位直言只投资言情剧的投资人有过争论。我问他，将来万一打起仗来，军人就要冲上去保护国家和人民，也包括你的财产；你希望冲锋陷阵的年轻人是看着什么影视剧长大的？是看《董存瑞》《花木兰》，还是只看着软绵绵的言情剧长大的？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都有希望自己国家强大，希望自己国家英雄辈出的期待。我们必须关注年轻人在走进军营前受到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和影响。
作为军旅影视剧创作者，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随波逐流，永远持守军旅题材应有的内蕴和本质，还有中国军旅故事叙事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我们看到现在创作的军事电影，充分利用现代电影工业技术，提升了视听体验。与这些电影相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军事电影，就显得有些“旧”和“土”。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军事电影经典之作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质感、精神凝练度、真挚朴素情愫等，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
当然，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网络和自媒体带来观赏方式的深刻变化，必须要正视。面对大语境的变化和文化艺术的进一步市场化，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即与时代同步合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热血报国的精神动能，生动形象地体现在影视剧之中，用与当代人特别是年轻观众同频共情的作品，告诉他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忠诚爱国该如何做，红色基因该怎样继承和发扬；真正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有理想、有抱负、更有筋骨，让更多好苗子步入军营，建设我们日益强大的军队。
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特别是近些年上映的《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作品，接连打破中国影史票房纪录，对社会产生广泛的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实践证明，只要我们用心去创作，保持艺术的高位追求，就一定能打造出既受市场认可，又能传递正向价值，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
记者：您在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创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您有哪些深刻感悟可以分享？
周振天：无论什么题材的创作，都面临入关、入情、入理三个课题。
入关，就是进入作品的角度。如同当年第四野战军从哪个地方进关，将决定“平津战役”能不能顺利展开。创作以什么角度切入，也关乎剧本的成败。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只有相同的题材，没有相同的角度，选对切入角度，是编剧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角度选好了、选对了，作品就成功一半了。
入情，就是带着感情去创作，要将自己的感情灌注到作品中，既要写好人性之常，也要写好人性之深，让作品具有浸润肺腑、触及神经末梢的感染力。
入理，就是回答为什么写这个剧本。清代李渔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我们创作剧本，既要立足现实逻辑、贴合事物本质，还要传递正向价值，更要让人从中悟出对今天的启示性意义。
解决“三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深入”。学习不深入、采访不深入、思考不深入，就一定找不到好角度，自然难以共情，更无从谈起深入之后再从具体事实中“跳出去”，高屋建瓴地进行带有时代倾向性的思考。尤其是编剧，平时更要注重学习、观察和思考。评价一个剧本好不好，一个很关键的点在于编剧对政治、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程度，以及是否将这种思考与剧本故事交融在一起。如果一个编剧只是一味地写斗争、写冲突、写矛盾，就像一锅滚开水，虽不停翻花滚浪，但终究没滋没味，原因就在于少了文化底蕴，少了比较厚重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
我从事40多年编剧工作，懂得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厚实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没有充实的史料掌握，没有反复的咀嚼思考，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尤其是军事题材。电视剧《我的故乡晋察冀》播出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部剧的成功，就得益于30年前拍摄大型专题片《壮士行》时，我们摄制组走遍京、津、冀、晋、内蒙古各个抗日战场、日军制造惨案发生地，以及对亲历者和党史军史研究者进行了大量采访。
创作者要体验生活、深入生活，看似老生常谈，但这个生活真不是白给的。你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真的深入下去和看上去深入下去也是不一样的。当年老一辈编剧就叮嘱我：不能像葫芦落在井里——看样子深入了，但实际上还浮在水面，应该像秤砣一样沉下去，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有干货，才可能感人，才可能“有嚼头”。我曾在潜艇部队代职，正因为有了多次随艇出海训练的经历，在创作新中国第一部潜艇题材电影《蓝鲸紧急出动》，以及执笔创作讲述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事迹的话剧《深海》时，心里便有了底气。
中国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是大有可为的领域，干这份事业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希望我们的创作者紧紧守望人民关注的时代话题，保持开掘生活的敏感，增强剧作哲思的锐度，用“同频共情”的真实叙事，给人们以精神启迪和情感抚慰，以使我们的创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对时代文化生态的建构，给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注入更坚挺的筋骨，让更多观众从心底里增强民族自信，激发攻坚克难、勠力前行的蓬勃朝气。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我相信，您真挚的经验分享，会给年轻的影视剧创作人员带来深刻思考和有益启发。我们共同期待未来有更多优秀的军事题材作品呈现给广大观众，继续为中国电影事业书写新篇、擦亮名片，为强国强军注入更多精神力量。
周振天：我们共同期待！
版式设计：许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