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上的“党员先锋岗”
■讲述人 西藏军区某旅某连党支部书记 徐军辉
昆仑山脚，寒风卷着雪粒，像无数细碎的冰碴，狠狠抽打在军车挡风玻璃上，发出“噼啪”脆响。
车队刚驶入这段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达坂，几辆运输车突然像被冻住似的，动力一下衰减下来，引擎发出沉闷的“突突”声。
我看了下仪表盘上的海拔数字——5231米。
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里，从车上下来的人瞬间被风灌得打了一个激灵，呼出的白气没等散开就冻成了霜，粘在眉骨和帽檐上。
“党员突击队跟我上！”我大喊了一声，话音随寒风传出。立即，12名胸前戴着党员徽章的骨干打开车门跑步前来集合。我跳下车，脚刚落地就陷进没过脚踝的积雪里，寒气顺着裤腿直往上蹿，仿佛要把骨头缝都冻透。可党员们顾不上这些，他们俯身车底，油污附着在冰面上，凝成坚硬的冰壳。
20分钟后，车队重新出发。党员、一级上士吝董董睫毛挂霜，浑身已快被冻僵，却仍笑着问大家：“没耽误任务吧？”
高原运输线，就是党性的“试金石”。这番场景，让我想起旅领导常说的那句话：“啥时候党员的脚印能把雪踩实了，队伍的底气就足了。”
我们旅常年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天路战斗。这里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夏天能遇上暴雪，冬天能碰着流沙。“缺氧不缺精神、艰苦更要奋斗”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是刻在每个党员骨子里的信条。
越是条件艰苦，越要立好样子。每次执行任务，我们都会在车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翻达坂时，先锋岗的党员要提前下车探路；过冰滩时，责任区的党员要站在路边指挥；宿营时，党员帐篷永远扎在车队最外围、最挡风的地方。
记得有次执行紧急物资运送任务，车队走到一段被冰雪裹住的盘山公路。那路窄得像条带子，一侧是刀削似的山壁，冻得硬邦邦的碎石时不时往下掉；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悬崖，雪下面藏着暗冰，车轮稍微偏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我坐在头车副驾驶位置，手心全是汗，正琢磨怎么编队通过，一级上士王高突然跑来敲了敲车窗：“指导员，让我开头车吧。”
王高是一名有16年驾龄的老党员，右手虎口处有道疤——那是前年救一辆侧滑车时被钢丝绳勒的。
继续前行，我看到他掌握的方向盘像有了灵性，车轱辘贴着悬崖边的冰凌慢慢挪。他让后续车辆拉开距离，自己始终保持着“能让后车看清路线”的速度。
车队顺利通过，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很多。
下车检查时，我发现王高的驾驶服后背全湿透了，摘下手套想跟他握下手，却看见他满手都是冻裂的口子，血珠渗出来又结成了冰。
“老王，这手得赶紧处理啊！”他却把手往裤腿上蹭了蹭：“没事，手糙点才有力气。”
“党员就得在关键时刻站出来、顶上去。”这话我听很多人说过，可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担当。
去年冬天，新兵马木各第一次上高原。车过唐古拉山时，他突然抱着肚子呕吐起来，脸色白得像纸。同车的党员班长岳国峰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氧气瓶拧开递过去——那瓶氧气是他备着应对严重高原反应的。
车在颠簸中前行，岳国峰一边盯着路况，一边给小马讲自己刚上高原的事：“我第一次来，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哭着要回家，是当时的老班长把唯一的暖宝宝给了我，说‘党员的肩膀，就是给新兵靠的’。”
他还从挎包里掏出本磨破了角的笔记本，里面记着不同海拔的行车技巧，页边空白处全是战友的签名：“你看，这是老班长教我的刹车技巧，这是老班长总结的防冻方法……”
等任务结束，小马不仅没掉队，还主动帮着卸物资。回营那天，他攥着入党申请书找到我，话语既紧张又激动：“班长说党员就是‘别人不敢上时，你敢；别人想放弃时，你上’，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现在，车队里的年轻党员越来越多了。上次过通天河，河水突然涨了，是刚转正的党员小李主动请缨，第一个跳下去探水深；前阵子抢修陷进泥滩的车，预备党员小王趴在泥里垫石头，新发的作训服被泥水湿透。
他们或许没有老党员那么丰富的经验，却把“党员”两个字看得很重。今年以来，我们在高原完成了数十次运输任务，党员带头解决的难题有30多个：有在暴风雪里抢修通信设备的，有在缺氧环境下改装车辆保暖装置的，还有为了让战友睡个好觉自己在零下30摄氏度的哨位上站岗的……
夕阳西下时，金色的阳光把蜿蜒的公路染成了一条光带，车队像穿在光带上的珠子，向着远方疾驰。
我坐在车里，看着车身上“党员先锋车”的红色标识——那是用红漆刷的，在雪域高原的映衬下，亮得像团火。
风还在吼，可车厢里很暖，年轻战士们在聊下次任务谁能争取到“党员先锋岗”，笑声混着引擎声，听得人心里滚烫。
我知道，这条高原运输线之所以能畅通，靠的从来不是某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把“党员”的责任扛在肩上，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脚印。就像雪山上的格桑花，单朵开着不算艳，可一片一片连起来，就能把整个高原染成春的颜色。
（朱凤龙、解放军报特约通讯员李松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