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与“不怕”见风骨

■孙  阳

在常人眼中，“怕”往往与怯懦、退缩相连，而“不怕”则象征着勇气与担当。然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内心世界展现出另一种深刻的辩证：对不该畏惧的无所畏惧，对应当敬畏的常怀敬畏。这份特有的“怕”与“不怕”，是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精神密码。

被誉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的老一辈革命家任弼时，一生有“三怕”。

一怕工作少。1939年2月，在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后，任弼时身体力行，带头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每天处理完中央机关的大小事务后，他就和妻子陈琮英学习纺线。业余时间，他还对纺车进行了改造，使当时边区的纺线技术普遍得到提升。1950年6月，任弼时抱病写信给中央书记处，要求恢复部分工作。中央答应他每天工作4小时。但任弼时一工作起来就忘掉了病痛，每天工作8个小时以上。直至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批改文件材料。

二怕用钱多。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们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参加入城阅兵式。任弼时却不同意。他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工作人员想换掉他的旧被子、旧衣服，被他制止：“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任弼时盖的被子是1935年长征时战士送给他的战利品，用的毯子是1934年红军缴获敌人的，还有一件背心是妻子用一条毛围巾改织的。

三怕麻烦人。长征时，任弼时得了疟疾，脸蜡黄。战士们扎了副担架请他躺上去，他摇摇头说：“不用！”然后拄着拐杖，一步三晃地往前走。战士们追上去再次请求他躺上担架，得到的回答仍是两个字：“不用！”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住在北京景山东街，房子狭小，紧挨马路、环境嘈杂。组织上建议他搬到一个机关驻地去，他坚决拒绝：“那个房子驻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

与“三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任弼时的“三不怕”。

他不怕酷刑不惧牺牲。1929年末，任弼时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被租界当局逮捕。他趁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警探怀疑其身份，多次用电刑逼供，在他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印记。任弼时一生两次被捕，遭受酷刑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他不怕同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长征途中，他以“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为责，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有力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作出重要贡献。

他更不怕为了人民付出一切。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任弼时始终把群众疾苦挂在心头。转战陕北期间，他经常在行军间隙同农民谈心，聊家常、问疾苦。到北京后，他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外出买东西的机会，了解商人的生意好不好，研究如何才能把市面繁荣起来。去世前几个星期，他还找通县农村的党支部书记谈话，研究制订生产度荒、改善群众生活的有效办法。繁忙的工作让任弼时的精力和体力严重透支，但他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

任弼时一生“怕”的，是特殊待遇、脱离群众；“不怕”的，是牺牲奉献、为党分忧。“怕”与“不怕”，都是为了践行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共同勾勒出任弼时对党忠诚、清正廉洁的风骨、气节、操守和胆魄。

习主席深刻指出，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这告诫我们，既要有“不怕”的精神，又要有“怕”的意识。新时代新征程，在该“怕”的地方心存敬畏、严守底线，在该“不怕”的地方挺身而出、敢于斗争，是一名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必须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