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亲教我走正路
■李金明
娘已经去世20年，许多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已渐渐模糊。唯独她两次斥责我的情景，却如凿刻在磐石上的字迹，非但未被岁月风雨冲刷褪色，反而愈发清晰。
一
娘叫赵秀群，1924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北于八村。1938年初，抗日烽火席卷冀中平原，母亲的三叔（我称为三姥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家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在为八路军筹集粮食时被日军逮捕，因坚贞不屈而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三姥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骨被移葬在保定烈士陵园。三姥爷的事迹对母亲影响很大。当时，她不顾家人劝阻，毅然扔掉裹脚布，小小年纪就在村里参加革命活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那时，娘的家乡一带是游击区。她先是参加了抗日儿童团，又在15岁时参加了妇救会，16岁就担任了村妇救会的副主任。她曾扎着绑腿，带领姐妹们风风火火地为八路军、游击队做军鞋、送粮食、抬担架、救护伤员……
1942年初，蠡县第四区游击队队长李凤阁带着队员活动到北于八村及周边，打鬼子、杀汉奸。李凤阁就是我的父亲。4月，经人介绍，二人成婚，当时不到20岁的母亲嫁到了蠡县桑园营村。结婚当天，父亲得知日军发动大“扫荡”，就离开了家，留下新婚妻子忙里忙外，照顾一家老小。那时，我爷爷已去世两年，由奶奶带着3个年龄还小的孩子生活。
一天清早，母亲去村南地里干活。她起身擦汗时，远远看到平原上一队人马从大杨庄方向走来。大杨庄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她意识到敌人出动了，想了想，猛地扔掉锄头，飞快地往家里跑去。娘跑进家门，看到我奶奶正在灶台前熬粥，她一边喊着“鬼子来了，快走”，一边跑进屋。当时3个年幼的小叔、小姑还在炕上睡觉。母亲跳到炕上，猛地撩开他们的被子：“快起来，快跑，鬼子来了！”
娘再回到堂屋，看到奶奶还在灶前收拾东西——可能是舍不得那锅粥。母亲从灶膛里把燃着的柴草和树枝拉出来，“砰砰”几脚踩灭，然后拉拽上我小叔、小姑，带着我奶奶，又随手抓起家里唯一的一件棉袄，冲出门。
傍晚，敌人退去，母亲带着家人回到村里。家里3间房子已经成了废墟。听村里人说，日伪军来村里抓我父亲，抓不到人就恼羞成怒，打人、烧房。村里人还说，幸亏你们跑得快，如果被抓到据点里，能不能活都难说了。
奶奶不停地哭，母亲忍住眼泪，拿着一根烧黑的椽子蹲在她跟前说：“娘，别哭了，再坚持几年，等打跑了鬼子，就好了！”说到这儿，母亲把先前抢出的那件棉袄披在奶奶身上，婆媳二人面对废墟，抱头痛哭。后来，母亲和奶奶在院子里搭起了窝棚过活。高阳县的娘家人知道了母亲的情况，叫她回去住。她不去：“我走了，这一家子怎么活！”
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娘和全村人欢欣鼓舞。我奶奶问：“你男人快回来了吧？”
娘有些羞涩地说：“估计快了！”
9月的一天，娘和奶奶正在院子里铡草，远处传来说话声。娘抬起头，看到身穿军装、牵着马的父亲与村长沿着小路走来。她高兴地对奶奶说：“他回来了。我不是给你说了，打跑了鬼子就回来！”
父亲一路上与遇到的乡亲们打招呼。他绕过村西的水坑，来到自家院前。他左右看看，愣了一下。家呢？家在哪里？过去家里有3间房，一个牲口棚。虽简陋，但也完整。而眼前却是一片废墟。娘迎到院门口，说了声：“回来了！”接着她便无语，眼里噙着泪水。
父亲看到她破烂的衣裳，不知该说什么。
父亲转头看到院子里站立的奶奶，也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褂子，正用手遮在眼睛上方，往他这边看。抗战期间，奶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悲伤，眼睛早已哭坏了。
父亲喊了一声：“娘！”
奶奶答应了一声：“回来了？”
父亲回答：“回来看看。”
父亲将战马的缰绳拴在门口一棵老榆树上，走进院子，弯腰进到窝棚。低矮的窝棚里，只有一个锅台和用土坯搭建的临时土炕，还有一床破被子。他掀起瓮盖，看到里面有几斤玉米粒，另外一个瓮是空的。他又弯腰走出窝棚，将几个窝头和一块咸菜从马背上拿下来，递给我奶奶：“娘，这是连长让我带回来的。”奶奶接过来，仔细看看，特别珍惜地放回窝棚。
母亲看看他的灰色军装，问：“（从游击队）到部队了？”
父亲说：“县大队改编，我到了24团，任8连副连长……”
说话间，父亲看到他的3个弟弟妹妹，一人背着一筐草走回来。这3个孩子，大的十四五岁、小的七八岁。远远看去，像是3个草堆在移动。父亲赶紧上前接过来。他知道，打草卖钱是家里的唯一收入……父亲问了家里和村里的情况，然后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省下的伙食津贴。他看看媳妇，又看看自己的老娘，不知该把钱交给谁。
母亲说：“交给咱娘吧！”
父亲就把钱递给我奶奶，又和村长说了几句张罗翻修房子的话。他看看日头，说：“我得走了。”说着，去树边解开马缰绳，一踩镫子，翻身上马。这时，奶奶突然跑过来，拽住马缰绳说：“你不能走！你看看这个家，怎么活下去？”
战马嘶鸣一声，父亲用力拉住马头，低声对奶奶说：“娘，我得回部队。你们再苦几年……”
奶奶多病的身体没有力气，拉不住战马，趔趄一步，但还是没放开手。母亲冲上来抱住奶奶，“娘，你放开手吧，部队上的事儿大。咱们再坚持几年！”
父亲用力一放马头，双腿一夹，一溜烟就跑出老远。看到战马跑远，娘和奶奶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她们的哭声，惊动了半个村子。
父亲后来对我说，隐约听到她们的哭声，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会崩溃。战马从村边疾驰，上了进青纱帐的小路。父亲在马上，拉着缰绳号啕大哭。但他的战马没有停步。他的老娘、媳妇、弟弟、妹妹们忍饥挨饿，房子也被烧掉……他有太多的内疚。
三
父亲常年在外行军打仗，娘在家担惊受怕。
1949年春天，父亲所属的解放军第63军第188师，参加了太原战役。城市解放后，已经历5次负伤的父亲离开第188师，来到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娘随军到了太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家里的5个孩子，不是在上学，就是即将上学。父亲在公安部门工作，经常十几天不回家。父亲对娘说：“家里孩子多，你支持我，就是支持了我的工作。你就不要出去工作了。”从此，娘就成了家庭妇女。
每天晚上，我们围着旧桌子写作业，娘就在外屋做衣服、纳鞋底。昏暗的灯光下，娘纳鞋底的声音经常伴随我进入梦乡。后来我成家了才知道，为什么说“吃穿”是大事。5个孩子的衣服和鞋都要娘自己做，这是多大的工作量！
大概是我八九岁那年，有一天，娘把一双新做的布鞋给我。我套上了，不知有什么事儿，鞋没有穿好，趿拉着鞋就往外跑。脾气一向很好的娘突然喊起来：“把鞋穿好！别趿拉着！”她的发怒使我惊讶。我心里想“至于吗！”随后，我站住脚，将鞋帮提起来，满脸不高兴地跑出门。
娘大声说：“趿拉着鞋，几天就把鞋帮踩坏了。”
娘的斥责，引起我的注意。随着年龄增长，我才注意到，做鞋确实不易。她把家里的破衣烂衫撕开，一层一层抹上浆糊，贴在门上晾干。然后，在油灯下裁剪，一针一针地纳成鞋底。随后，还要缀上鞋帮、捶打……一双鞋不知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最终穿到我们的脚上。
1980年2月，父亲病逝。家里像天塌下来了一样。父亲的工资一下子没了，家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母亲只有每月20多元的遗属补贴。几个孩子还没有工作，也没有成家。家里生活变得很困难，沉重的负担压在母亲肩上。仿佛一夜之间，母亲脸上就爬满了密密的皱纹。从那时起，母亲的头发失去了光泽，缕缕银发掺杂在其间。20世纪80年代，她先后将4个儿子送去参军……后来，家境在母亲的操持下，渐渐好转。
90年代初，我已经是某军分区政治部的少校军官。有一段时间，因为爱人下乡工作，母亲帮助我们照看孩子。一天晚上，地方一个熟人带着一位中年妇女来找我，还带着一箱酒。熟人告诉我，他单位的这位女同志的儿子报名参军，请我帮帮忙。我简单问了问，孩子体检、政审已经合格，符合入伍标准。我答应帮忙问一问。临走时，他们硬是把酒放下，表示对我的谢意。他们走后，母亲从屋里领着我的小女儿走出来，严肃地问我：“你收人家礼品了？”
我有点心虚，小声说：“我不要，他们非得放下。值不了多少钱……”
母亲严肃地说：“礼品不能收！家里的东西有多少是多？”
她话语中的严肃与训诫，让我心头一震。第二天一下班，我便用自行车驮着那箱酒，给人送了回去。
转眼间，母亲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我还经常想起这件事。
如今穿鞋时，我偶尔还会不自觉地趿拉一下。倏忽间，母亲的身影便浮现眼前，我立刻警醒，赶紧把鞋穿好、穿正。我会想，再没人这样训斥我了！然而心底涌起的，更多是深沉的思念——母亲让我穿好鞋、走正路，教导我克勤克俭，不奢侈、不浪费。
在后来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面对别人送来的礼品，我格外警醒。娘用她对党员的认知，给我划了一道底线。这道底线永远不能逾越。
娘的斥责，我永远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