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江之畔，大庾岭的风云映于水波中，唐宋漕运的繁盛景象如在眼前。惶恐滩上，一位位诗人的吟咏，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品格刻入波涛中。当革命的火种在赣江边点燃，赣鄱大地的儿女，以忠诚勇敢的行动，诉说着永远跟党走的誓言。
赣江向北流，流淌的不仅是清波，也不仅是文人墨客的雅致风骨，更有革命者的刚毅不屈、赣鄱儿女的家国情怀。那鼓舞人心的红色精神，融入赣江的波涛，顺着向北的航道，浸润了一代代人的心灵。
——编 者
赣江向北流
■李桂平
作者小记 李桂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文化散文《赣江十八滩》《赣江边的中国》《赣江向北流》《天下良知》《小民家国》等；长篇小说《种城记》《种粮记》《青山记》等。
一
赣江（丰城市泉港镇段）航拍。熊慧平 摄
赣江和湘江一样，以北流的姿态，成为南北融合的交通枢纽之一。
在南赣，赣江婀娜多姿，章江和贡江如赣江伸出的两只手，一手挽着福建，另一手伸进广东。在北赣，赣江分成左右两股汊道，进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进而以其宽阔宏大的胸襟走进长江。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生动描绘了鄱阳湖壮丽的秋景和诗人胸中的忧思。
位于赣江下游的蓼子洲热闹非凡。数百年间，来自深山的上等木材运抵江洲，装在一艘艘木船上后，便从这里下水。《水经·赣水注》云：“赣水又径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唐宋时，江西造船业很发达，《唐语林》称：“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其实，比蓼子洲还大的造船基地在高安。史料记载，“船成，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动。”其船之大可想而知。发达的造船业成就了江西作为漕运枢纽的历史地位。这里人口持续快速增长，文化更是全国瞩目。如果回到过去，我们能看到，“帆船时代”留在赣江上的无限风光。苏东坡《江西一首》诗云：“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泷，篙声荦确相舂撞……”
唐朝书院兴起于江西，宋元明三朝，江西书院数量均为全国第一。陶渊明创田园诗派，晏殊开西江词派，黄庭坚开江西诗派，杨万里开诚斋体诗派。曾安止写下了我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禾谱》，宋应星写下了世界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著作《天工开物》，灿烂的文化成果不胜枚举。
辛弃疾长期报国无门，内心充满惆怅。他任江西提点刑狱时，想起多年前隆祐太后在赣江上遭金人追捕，逃至皂口河才侥幸脱险，万千思绪，写成《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辛弃疾并不熟悉皂口，以至于将皂口误写成“造口”。在这首“语言蕴藉，意味深长”的词中，词人的报国情怀随赣江向北流淌。皂口河是赣江上游一条很小的支流，因辛弃疾的词而名满天下。
赣江航道并非顺风顺水，十八滩集中在赣州至万安90多公里航道上。这里历来艰险，民间有“十船经过九船翻”的说法。公元1094年，苏东坡谪贬惠州，入赣过惶恐滩，留诗一首：“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我曾粗略统计，唐至清不少于100位诗人在赣江十八滩留下诗作。用如此浩瀚的诗文书写一处江河的确少见。十八滩催生的文化，是面对困难选择的积极的生存态度，是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精神。
公元1279年，文天祥兵败被俘，押解途中，船过零丁洋，写下千古名篇《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位心理学家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这些正气凛然的诗篇，铸就了赣江惶恐滩、零丁洋等不朽的文化符号。从惶恐滩到零丁洋，这一路似乎很远；一如高扬天地的正气，跨越古今、永驻心间。
二
我站在山巅上，视线迷失于方圆数十里的烟云之中。北上南下的古道，遗失在这一大片草丛中，马背上的铃声亦消失无声。但我知道，那些风雨潇潇的岁月，都在这一处关隘缥缈。
我站立的这个点，处在万安与兴国的交界处，地名五里隘，是贡江的重要水源补给区，也是雩山山脉古驿道的最后一道关隘。它虽然不及章江尽头的大庾岭显赫，却是雩山山脉南下岭南，东进闽西，北上京畿的重要关隘，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1928年1月，“万安暴动”取得胜利，建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但是，红色政权很快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余部转移至井冈山。1928年秋，中共赣西特委指示，万安游击队与赣西红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依托东固和延福两个中心区域，在赣西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并在东固建立了不公开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实行秘密割据。
1928年，中共兴国区委、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赣南红军十五纵队发起“兴国暴动”。12月19日下午，12岁的共青团员萧华将万安游击队引入萧屋村埋伏，晚上带领游击队员到城内各家反动分子的门前画记号。第二天，暴动的队伍根据萧华等人的记号，重点搜捕反动分子并收缴枪支。在参与“兴国暴动”的队伍中，走出了多名优秀的开国将军。萧华在战争的洗礼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军卓越的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经过初创时期艰苦的游击战争，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发展到近7万人，先后建立了3个军团和10多个军。赣西南34个县建立赤色政权，占领县城14个，整个红色区域纵长400里，横宽300里。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决定攻打位于赣江中游的吉安。在此之前，1929年11月至1930年8月，赣南地区的红军和人民群众曾先后8次围攻过吉安县城。
10月2日，毛泽东、朱德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军民配合密切，于10月4日发起总攻，次日凌晨进占吉安城。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城召开军民祝捷大会。朱德出席了军民祝捷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毛泽东出席并讲话，在大会上宣布《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许多年后，朱德到吉安视察，旧地重游，触景生情，写下了《忆攻打吉安》：“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红军速到声威震，一克名城赣水红。”红军和老百姓火一般的战斗热情，映红了赣江，映红了赣鄱大地。
红军和苏区的发展，震动了国民党当局。这年10月，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即调集重兵，对红军和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
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坚持“诱敌深入”方针，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运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连续打破国民党军重兵的三次“围剿”，共歼敌7.5万余人。
反“围剿”的胜利，激发了毛泽东的诗情。他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生动形象、气势磅礴地描述了红军的胜利：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三
在赣江上游的支流贡江畔，有一个名为晓东的村庄。它位于五里隘以东，地处兴国、万安、赣县三县的大山之中，山高、林密，地形极为隐蔽，群众基础好。
1931年5月，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为准备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率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各机关，以及参战各部队数万人，隐蔽转移至晓东一带。
红军的到来，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晓东百姓革命热情高涨，仅有二十几户人家的晓东村谢家，就有谢嘉谟、谢加珠、谢恒贞、谢恒智、谢恒慈、谢恒贺6位青年参加红军。临行前，他们种下了6棵桂花树，这是他们留在故土的唯一信物。如今，这6棵桂花树茂密挺拔，迎着江风轻轻摇曳，默默诉说永远跟党走的不朽誓言。
雩山山脉，作为赣江和抚河的重要水源地，滋养了赣江充沛的水量，也见证了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兴国均村、永丰、泮溪等地，设立杨殷县。杨殷是我党杰出的高级领导干部，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而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公略县，纪念优秀红军将领黄公略。黄公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同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壮烈牺牲。毛泽东诗云“偏师借重黄公略”，而这个“偏师”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即在万安完成部队集中合编，成为第二次反“围剿”的主力之一，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万安儿女。这两个为纪念革命先烈特设的县，处在雩山山脉中段，如同雩山山脉中的两座丰碑，屹立在赣江畔，成为拱卫苏区的屏障。
雩山山脉处在北纬26度，小布、龙冈、良村、东固、富田、均村、黄塘都在这个纬度上，这几个地方曾经是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场，红军的胜利把这个纬度刻在了苏维埃共和国成长的骨血里。赣江，这条流淌着红色记忆的河流，将永远铭记这段用生命铸就的传奇。
1934年秋，中央红军告别苏区，渡过于都河（赣江支流贡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
赣江上游的桃江（又名“信丰河”），见证了红军突破国民党粤军第一道封锁线的英勇。在桃江流过的百石村，1934年10月21日，发生了一场殊死战斗。红三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这位独臂将军，以无畏的勇气指挥部队强攻敌阵。战斗异常惨烈，红军将士前赴后继，洪超不幸壮烈牺牲，成为长征路上第一位倒下的红军师长。
红军以约3700人的伤亡代价，于10月25日突破封锁线，控制桃江东岸渡口。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打的第一个胜仗。这胜利以鲜血浇灌，如利剑劈开黑暗，粉碎了国民党“围剿”的阴谋，保存了红军主力。今天，当我们站在百石村的山丘上，仿佛仍能听见冲锋的号角在风中回响——那是红军以血肉之躯撞碎敌人铁壁的怒吼，是长征史诗中一声冲破黑暗的惊雷。红军离开后，沉淀了血与火记忆的桃江依旧奔流。江风低语，仿佛在送别那些为理想和信仰献身的英灵。
走在赣江之畔，眼前的景色就是一幅流动的画卷，既有自然的壮阔，也有历史与文化的韵味。赣江带着深厚的文化、红色的信仰，一路向北，浸润一代代人的心灵。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贾国梁
红军夜渡于都河
■肖力民
长征渡口。作者供图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长征组歌》提及的第一个地名便是于都河。于都河是赣江支流贡江在江西省于都县境内的别称。1934年10月中旬，从第五次反“围剿”各个战场和驻地撤离到于都的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休整、补充后，准备渡过于都河进行长征。于都河因此成为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标。
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同志来到于都、赣县等地区调研。他于9月20日复电周恩来同志，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为中央从于都方向突围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支撑。
时任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回忆：“1934年10月上旬，我正组织工兵在宁都县构筑工事，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接到去于都河架设浮桥的命令后，于10月12日上午到达河边。当时，于都河面宽600多米，平均水深1至3米，我用一片树叶测试了河水的流速，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上没有桥，大部队要过河，只有架设浮桥。”
在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的动员组织下，沿河百姓捐献了800多条渔船，有的用于架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搭浮桥需要大量木板，很多“老表”把自家的门板、床板主动拆了抬来，有的把瓜棚都拆了。王耀南回忆：“当时一位姓曾的大爷，执意要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我不忍心收，曾大爷火了：‘这位同志啊，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我拗不过曾大爷，只好收下。”
为了隐蔽红军，架设浮桥都是在17点以后进行。红军晚上渡河后，第二天6点前再把浮桥拆除，两岸依次排开，到了17点以后重新架设。据统计，在于都县60华里的河段上，共架设浮桥5座，先后架桥、拆桥15次。
在多个没有搭建浮桥的渡口，水浅的地方，红军便涉水过河；水深的地方，渔民主动用渔船送红军渡河。
1934年10月17日上午，李声仁和家人正在于都河罗坳镇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几名红军官兵招呼他们把船撑到岸边，对他们说：“我们有大部队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李声仁听说红军队伍要过河去打“白狗子”，毫不犹豫答应：“你们要几条船？”“越多越好。”“那我们叫上整个家族的渔船一起来，总共有20条。”红军官兵高兴得连声说：“谢谢渔民兄弟！”
李声仁随后召集家族代表开会。一位远房叔叔首先表态：“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渔民都不用交税了。咱应该记住红军的恩情。红军有难处，咱们理应帮助。”“送红军过河，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们的祖训是‘晚上禁止开船’，现在要打破这一祖训，谁来保证安全？出了事谁负责？”一位堂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李声仁最后说：“安全问题我会跟红军协调解决。一定会保证我们自身和红军的安全，大家尽管放心。天黑前到鲤鱼渡口集中！”
天黑前，李声仁和家人把20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岸边。待天色渐暗，红军官兵依次登上渔船。大渔船坐5个人，小渔船坐3个人，每条渔船均安排一名水性好的战士任安全员。李声仁和爱人王九发同撑一条大渔船。当时河水湍急，晚上撑船必须全神贯注，稍不注意就会翻船。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来回穿梭。当红军队伍全部被安全送过河后，天色已微微发亮。
10月19日晚，另一批红军官兵要从罗坳镇石尾渡口过河。李声仁和家人往返数趟，把红军送到河对岸。第二天黎明，红军官兵全部被运送完毕。这时，一位红军干部召集他们开会，给每条小渔船奖励1块银元、5斤大米，每条大渔船奖励2块银元、5斤大米。那位红军干部还说：“非常感谢渔民兄弟帮助我们的队伍渡河。等以后我们打仗胜利回来，再来报答大家！”
自1934年10月17日傍晚至10月20日凌晨，8.6万余名红军官兵有的走浮桥，有的坐船，有的涉水，从于都县城东门、南门、西门、梓山山峰坝等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1934年10月18日晚，周恩来、朱德等率领军委第1、第2纵队从于都城东门浮桥渡过于都河。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周恩来踏上浮桥出发时，曾经深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