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江之畔,大庾岭的风云映于水波中,唐宋漕运的繁盛景象如在眼前。惶恐滩上,一位位诗人的吟咏,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品格刻入波涛中。当革命的火种在赣江边点燃,赣鄱大地的儿女,以忠诚勇敢的行动,诉说着永远跟党走的誓言。
赣江向北流,流淌的不仅是清波,也不仅是文人墨客的雅致风骨,更有革命者的刚毅不屈、赣鄱儿女的家国情怀。那鼓舞人心的红色精神,融入赣江的波涛,顺着向北的航道,浸润了一代代人的心灵。
——编 者
赣江向北流
■李桂平

作者小记 李桂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文化散文《赣江十八滩》《赣江边的中国》《赣江向北流》《天下良知》《小民家国》等;长篇小说《种城记》《种粮记》《青山记》等。
一

赣江(丰城市泉港镇段)航拍。熊慧平 摄
赣江和湘江一样,以北流的姿态,成为南北融合的交通枢纽之一。
在南赣,赣江婀娜多姿,章江和贡江如赣江伸出的两只手,一手挽着福建,另一手伸进广东。在北赣,赣江分成左右两股汊道,进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进而以其宽阔宏大的胸襟走进长江。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生动描绘了鄱阳湖壮丽的秋景和诗人胸中的忧思。
位于赣江下游的蓼子洲热闹非凡。数百年间,来自深山的上等木材运抵江洲,装在一艘艘木船上后,便从这里下水。《水经·赣水注》云:“赣水又径谷鹿洲,即蓼子洲也,旧作大艑处。”唐宋时,江西造船业很发达,《唐语林》称:“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其实,比蓼子洲还大的造船基地在高安。史料记载,“船成,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动。”其船之大可想而知。发达的造船业成就了江西作为漕运枢纽的历史地位。这里人口持续快速增长,文化更是全国瞩目。如果回到过去,我们能看到,“帆船时代”留在赣江上的无限风光。苏东坡《江西一首》诗云:“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泷,篙声荦确相舂撞……”
唐朝书院兴起于江西,宋元明三朝,江西书院数量均为全国第一。陶渊明创田园诗派,晏殊开西江词派,黄庭坚开江西诗派,杨万里开诚斋体诗派。曾安止写下了我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禾谱》,宋应星写下了世界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著作《天工开物》,灿烂的文化成果不胜枚举。
辛弃疾长期报国无门,内心充满惆怅。他任江西提点刑狱时,想起多年前隆祐太后在赣江上遭金人追捕,逃至皂口河才侥幸脱险,万千思绪,写成《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辛弃疾并不熟悉皂口,以至于将皂口误写成“造口”。在这首“语言蕴藉,意味深长”的词中,词人的报国情怀随赣江向北流淌。皂口河是赣江上游一条很小的支流,因辛弃疾的词而名满天下。
赣江航道并非顺风顺水,十八滩集中在赣州至万安90多公里航道上。这里历来艰险,民间有“十船经过九船翻”的说法。公元1094年,苏东坡谪贬惠州,入赣过惶恐滩,留诗一首:“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我曾粗略统计,唐至清不少于100位诗人在赣江十八滩留下诗作。用如此浩瀚的诗文书写一处江河的确少见。十八滩催生的文化,是面对困难选择的积极的生存态度,是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精神。
公元1279年,文天祥兵败被俘,押解途中,船过零丁洋,写下千古名篇《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位心理学家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这些正气凛然的诗篇,铸就了赣江惶恐滩、零丁洋等不朽的文化符号。从惶恐滩到零丁洋,这一路似乎很远;一如高扬天地的正气,跨越古今、永驻心间。
二
我站在山巅上,视线迷失于方圆数十里的烟云之中。北上南下的古道,遗失在这一大片草丛中,马背上的铃声亦消失无声。但我知道,那些风雨潇潇的岁月,都在这一处关隘缥缈。
我站立的这个点,处在万安与兴国的交界处,地名五里隘,是贡江的重要水源补给区,也是雩山山脉古驿道的最后一道关隘。它虽然不及章江尽头的大庾岭显赫,却是雩山山脉南下岭南,东进闽西,北上京畿的重要关隘,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1928年1月,“万安暴动”取得胜利,建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但是,红色政权很快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余部转移至井冈山。1928年秋,中共赣西特委指示,万安游击队与赣西红军第七纵队、第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依托东固和延福两个中心区域,在赣西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并在东固建立了不公开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实行秘密割据。
1928年,中共兴国区委、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赣南红军十五纵队发起“兴国暴动”。12月19日下午,12岁的共青团员萧华将万安游击队引入萧屋村埋伏,晚上带领游击队员到城内各家反动分子的门前画记号。第二天,暴动的队伍根据萧华等人的记号,重点搜捕反动分子并收缴枪支。在参与“兴国暴动”的队伍中,走出了多名优秀的开国将军。萧华在战争的洗礼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军卓越的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经过初创时期艰苦的游击战争,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发展到近7万人,先后建立了3个军团和10多个军。赣西南34个县建立赤色政权,占领县城14个,整个红色区域纵长400里,横宽300里。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决定攻打位于赣江中游的吉安。在此之前,1929年11月至1930年8月,赣南地区的红军和人民群众曾先后8次围攻过吉安县城。
10月2日,毛泽东、朱德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军民配合密切,于10月4日发起总攻,次日凌晨进占吉安城。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城召开军民祝捷大会。朱德出席了军民祝捷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毛泽东出席并讲话,在大会上宣布《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许多年后,朱德到吉安视察,旧地重游,触景生情,写下了《忆攻打吉安》:“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红军速到声威震,一克名城赣水红。”红军和老百姓火一般的战斗热情,映红了赣江,映红了赣鄱大地。
红军和苏区的发展,震动了国民党当局。这年10月,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即调集重兵,对红军和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
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坚持“诱敌深入”方针,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运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连续打破国民党军重兵的三次“围剿”,共歼敌7.5万余人。
反“围剿”的胜利,激发了毛泽东的诗情。他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生动形象、气势磅礴地描述了红军的胜利: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三
在赣江上游的支流贡江畔,有一个名为晓东的村庄。它位于五里隘以东,地处兴国、万安、赣县三县的大山之中,山高、林密,地形极为隐蔽,群众基础好。
1931年5月,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为准备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率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各机关,以及参战各部队数万人,隐蔽转移至晓东一带。
红军的到来,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晓东百姓革命热情高涨,仅有二十几户人家的晓东村谢家,就有谢嘉谟、谢加珠、谢恒贞、谢恒智、谢恒慈、谢恒贺6位青年参加红军。临行前,他们种下了6棵桂花树,这是他们留在故土的唯一信物。如今,这6棵桂花树茂密挺拔,迎着江风轻轻摇曳,默默诉说永远跟党走的不朽誓言。
雩山山脉,作为赣江和抚河的重要水源地,滋养了赣江充沛的水量,也见证了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兴国均村、永丰、泮溪等地,设立杨殷县。杨殷是我党杰出的高级领导干部,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而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公略县,纪念优秀红军将领黄公略。黄公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同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壮烈牺牲。毛泽东诗云“偏师借重黄公略”,而这个“偏师”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即在万安完成部队集中合编,成为第二次反“围剿”的主力之一,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万安儿女。这两个为纪念革命先烈特设的县,处在雩山山脉中段,如同雩山山脉中的两座丰碑,屹立在赣江畔,成为拱卫苏区的屏障。
雩山山脉处在北纬26度,小布、龙冈、良村、东固、富田、均村、黄塘都在这个纬度上,这几个地方曾经是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场,红军的胜利把这个纬度刻在了苏维埃共和国成长的骨血里。赣江,这条流淌着红色记忆的河流,将永远铭记这段用生命铸就的传奇。
1934年秋,中央红军告别苏区,渡过于都河(赣江支流贡江),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
赣江上游的桃江(又名“信丰河”),见证了红军突破国民党粤军第一道封锁线的英勇。在桃江流过的百石村,1934年10月21日,发生了一场殊死战斗。红三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这位独臂将军,以无畏的勇气指挥部队强攻敌阵。战斗异常惨烈,红军将士前赴后继,洪超不幸壮烈牺牲,成为长征路上第一位倒下的红军师长。
红军以约3700人的伤亡代价,于10月25日突破封锁线,控制桃江东岸渡口。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打的第一个胜仗。这胜利以鲜血浇灌,如利剑劈开黑暗,粉碎了国民党“围剿”的阴谋,保存了红军主力。今天,当我们站在百石村的山丘上,仿佛仍能听见冲锋的号角在风中回响——那是红军以血肉之躯撞碎敌人铁壁的怒吼,是长征史诗中一声冲破黑暗的惊雷。红军离开后,沉淀了血与火记忆的桃江依旧奔流。江风低语,仿佛在送别那些为理想和信仰献身的英灵。
走在赣江之畔,眼前的景色就是一幅流动的画卷,既有自然的壮阔,也有历史与文化的韵味。赣江带着深厚的文化、红色的信仰,一路向北,浸润一代代人的心灵。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贾国梁
红军夜渡于都河
■肖力民

长征渡口。作者供图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长征组歌》提及的第一个地名便是于都河。于都河是赣江支流贡江在江西省于都县境内的别称。1934年10月中旬,从第五次反“围剿”各个战场和驻地撤离到于都的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休整、补充后,准备渡过于都河进行长征。于都河因此成为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标。
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同志来到于都、赣县等地区调研。他于9月20日复电周恩来同志,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为中央从于都方向突围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支撑。
时任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回忆:“1934年10月上旬,我正组织工兵在宁都县构筑工事,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接到去于都河架设浮桥的命令后,于10月12日上午到达河边。当时,于都河面宽600多米,平均水深1至3米,我用一片树叶测试了河水的流速,最大流速每秒1.2米。河上没有桥,大部队要过河,只有架设浮桥。”
在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的动员组织下,沿河百姓捐献了800多条渔船,有的用于架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搭浮桥需要大量木板,很多“老表”把自家的门板、床板主动拆了抬来,有的把瓜棚都拆了。王耀南回忆:“当时一位姓曾的大爷,执意要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我不忍心收,曾大爷火了:‘这位同志啊,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我拗不过曾大爷,只好收下。”
为了隐蔽红军,架设浮桥都是在17点以后进行。红军晚上渡河后,第二天6点前再把浮桥拆除,两岸依次排开,到了17点以后重新架设。据统计,在于都县60华里的河段上,共架设浮桥5座,先后架桥、拆桥15次。
在多个没有搭建浮桥的渡口,水浅的地方,红军便涉水过河;水深的地方,渔民主动用渔船送红军渡河。
1934年10月17日上午,李声仁和家人正在于都河罗坳镇鲤鱼潭河段撒网捕鱼,几名红军官兵招呼他们把船撑到岸边,对他们说:“我们有大部队要在晚上渡河,想请你们帮忙。”李声仁听说红军队伍要过河去打“白狗子”,毫不犹豫答应:“你们要几条船?”“越多越好。”“那我们叫上整个家族的渔船一起来,总共有20条。”红军官兵高兴得连声说:“谢谢渔民兄弟!”
李声仁随后召集家族代表开会。一位远房叔叔首先表态:“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渔民都不用交税了。咱应该记住红军的恩情。红军有难处,咱们理应帮助。”“送红军过河,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们的祖训是‘晚上禁止开船’,现在要打破这一祖训,谁来保证安全?出了事谁负责?”一位堂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李声仁最后说:“安全问题我会跟红军协调解决。一定会保证我们自身和红军的安全,大家尽管放心。天黑前到鲤鱼渡口集中!”
天黑前,李声仁和家人把20条渔船撑到鲤鱼潭河段岸边。待天色渐暗,红军官兵依次登上渔船。大渔船坐5个人,小渔船坐3个人,每条渔船均安排一名水性好的战士任安全员。李声仁和爱人王九发同撑一条大渔船。当时河水湍急,晚上撑船必须全神贯注,稍不注意就会翻船。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来回穿梭。当红军队伍全部被安全送过河后,天色已微微发亮。
10月19日晚,另一批红军官兵要从罗坳镇石尾渡口过河。李声仁和家人往返数趟,把红军送到河对岸。第二天黎明,红军官兵全部被运送完毕。这时,一位红军干部召集他们开会,给每条小渔船奖励1块银元、5斤大米,每条大渔船奖励2块银元、5斤大米。那位红军干部还说:“非常感谢渔民兄弟帮助我们的队伍渡河。等以后我们打仗胜利回来,再来报答大家!”
自1934年10月17日傍晚至10月20日凌晨,8.6万余名红军官兵有的走浮桥,有的坐船,有的涉水,从于都县城东门、南门、西门、梓山山峰坝等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1934年10月18日晚,周恩来、朱德等率领军委第1、第2纵队从于都城东门浮桥渡过于都河。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周恩来踏上浮桥出发时,曾经深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