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发展脉动

■李书吾 丁 盛

引 言

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深度渗透与融合应用，正深刻重塑战争形态，推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向更高更复杂层级演进。这一过程，既带来了作战空间全维拓展等全新挑战，也蕴含着战争本质规律中恒久不变的底层逻辑。我们必须深入探析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演进机理，洞察并厘清全新挑战和底层逻辑的具体表现，不断探索运筹未来战争的实践路径与制胜规律。

认清信息化智能化给战争带来的全新挑战

技术的迭代升级，驱动了作战样式的深刻变革，而这种变革又带来全新挑战。当前，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加速发展，战争形态呈现出跨域融合、体系对抗与智能主导等显著变化，由此催生了混域性、智能性、全员性等新挑战。

混域性挑战。在未来战争中，传统作战域的物理边界被突破，信息域、社会域等作战域深度嵌套，形成全域联动的新型对抗战场。这种多维战场环境给当前作战体系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挑战。其一，体系兼容难度较大。在混域作战环境下，作战行动“横跨”多个物理与虚拟空间，而传统作战体系的构建往往基于特定作战域，其技术标准、信息接口等难以实现无缝兼容。其二，指挥控制复杂程度较高。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作战行动在多个维度同时或交替展开，各类需求呈现出非线性、爆发式、全域分布的特征，传统的、层级分明的树状指挥结构，难以应对这种全域联动的复杂局面。

智能性挑战。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入战争决策与行动链条，对传统的决策模式和行动逻辑带来了新挑战。一方面，人机协同的边界与主导权面临界定难题。智能系统在信息处理、辅助决策甚至自主行动方面展现出超强能力，但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决策黑箱”；过度限制机器智能，则可能丧失智能算法的速度与效率优势。因此，如何构建人机共生、人主智辅的决策模式，成为打好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绕不开的“考题”。另一方面，算法对抗的复杂性与脆弱性日益凸显。战争智能化程度越高，对核心算法的依赖性就越强。对手可能通过数据污染、模型欺骗、网络入侵等方式实施打击，诱发智能系统误判和失效。这种基于算法漏洞的“釜底抽薪”式攻击，其隐蔽性和破坏力远超传统手段，对防御体系构筑与维护提出更高要求。

全员性挑战。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模糊了战时与平时、前线与后方的界限，作战行动不再局限于职业军人和传统战场，经济、金融、科技等非军事领域及相关人员，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融入现代作战体系，由此带来了全新挑战。具体而言，非军事领域可能成为攻防新焦点。在信息化社会中，能源网络、交通枢纽、信息平台等关键基础设施高度互联互依，其社会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极易成为混合战争中优先打击或扰乱的目标，防护难度“水涨船高”。国防动员体系面临转型压力。传统的“平战转换”模式难以适应高强度、快节奏、高消耗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需求。亟须构建“平战一体、军民融合、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动员机制，确保科技潜力、产业能力、专业人才等核心资源的快速响应和高效转化。

厘清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底层逻辑

尽管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深刻重塑了力量运用模式，但战争本质中的固有属性并未发生根本动摇，做到战略服从政略、坚持人是决定性因素、认清“战争迷雾”长久存在等，仍是我们理解未来战争、运筹未来战争和应对未来战争的关键举措。

做到战略服从政略。当前，各类新兴技术与打击模式层出不穷，极易催生“技术至上主义”——当算法算力被视为决胜圭臬，当装备技术代差被奉为绝对优势时，军事行动便存在脱离政治战略轨道的风险。这要求我们始终将军事行动置于国家政治大局中统筹，确保技术优势服务于战略目标。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战略服从政略，其内涵已超越单纯的军事层面，要求精准对接外交博弈、国内发展稳定大局等国家核心政治目标。因此，必须清晰界定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的运用边界、强度与范围，规避技术滥用可能引发的重大政治与战略风险，力求实现政治目的与军事手段的动态统一。

坚持人是决定性因素。诚然，智能技术可以赋予武器超强的自主感知与决策能力，然而，战争的终极主导权与制胜密码，始终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揭示：无论战争形态如何演进，人始终是战争的主体和最终决定力量，而武器作为工具，其高效能的发挥归根结底依赖于人的创造性运用。因此，面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浪潮，要在人类主导的基础之上，实现人机智能的深度融合与同步发展。具体而言，智能化既要“化”物——提升装备性能，更要“化”人——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决策水平和人机协同效能，确保无论智能装备的“风筝”飞得多高，人类都能始终牢牢掌握着主导其发展方向的“控制链”。

认清“战争迷雾”长久存在。尽管信息化技术显著提升了战场透明度，但技术手段仅能降低“迷雾”的密度，而无法将其彻底驱散。其根本原因在于，战争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敌对双方持续实施的战略佯动等催生的欺骗性超越了单纯技术手段的可解构范畴，具有内在的不可预测性。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战争迷雾”的永恒属性，并通过相应手段实现“减己之雾，增敌之惑”的目标。针对前者，要强化己方侦察优势，通过融合卫星侦察、无人机监视和地面传感器等多源情报，实现战场态势的实时动态拼图；针对后者，要深化敌方决策困境，通过虚假信号、电子伪装等技术，误导敌方情报收集，迫使其在真伪难辨中消耗资源，直接削弱其态势感知能力。

探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制胜要素

运筹未来战争，必须认清其带来的全新挑战，顺应其蕴含的底层逻辑，进一步探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制胜规律，在加强军事理论建设、做好战略谋划和创新战术战法上下功夫。

加强理论建设。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保持军事理论的先进性是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必要举措。一方面，要深化军事理论融合创新。系统整合控制论、博弈论、信息论等现代科学理论，聚焦人机协同作战、跨域联合作战等新作战样式，构建兼具前瞻性、适配性与可操作性的先进军事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坚持实践检验与迭代更新。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军事斗争准备和演训实践一线中敏锐洞察问题、系统总结经验、精准提炼规律，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良性循环，确保理论始终充满活力，有效指导未来战争。

做好战略谋划。面向未来的战略谋划，本质是以科技为引擎、以需求为牵引、以动态适应为保障的主动塑造过程。它要求我们具备开阔的技术视野和灵活的战略思维，力求实现从“应对战争”向“设计战争”的跨越。首先，要前瞻技术变革。对可能重塑战争规则的颠覆性技术保持高度敏锐，并深入理解各项技术交叉融合后的深层影响。其次，要聚焦关键领域。将网络、太空、深海、极地等新兴“高边疆”作为战略谋划的重点，聚焦其作战规则塑造和优势争夺，确保在无形战场与新兴空间掌握主导权。再次，要动态调整适应。未来战场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战略谋划不能是“一锤定音”的静态文本，而应是具备韧性的动态框架，要结合实际评估各类方案的适用性、成熟度及潜在风险，确保军事发展方向始终与未来战争需求精准对接。

促进战法创新。具体战法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作战行动的桥梁，面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带来的深刻变革，必须大力推动战法创新，探索适应未来战场的“智胜之道”。一方面，要深度挖掘新兴科技的作战潜能。积极探索“算法即战力”“数据即火力”“网络即战场”“智能即优势”的全新制胜路径，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战场胜势。另一方面，要创新设计未来作战流程。可以将各作战力量分散部署于多个智能化、网络化的节点，构建更加扁平、敏捷、自适应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同时，强化多域联动，打破各军兵种、各作战域之间的固有壁垒，力求实现跨域协同、体系聚能、自主适应和动态重组，促进作战效能整体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