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上永葆闯关的劲头
■贾 永
山是竖起的路，关是路上的锁。
关隘的语义，历来具有双重意蕴：闭合与开启，阻隔与通达。它静矗千年，只为等待那些敢于在“此路不通”的碑前，最先抬头望见微光的人们。
长征路上的红军，就是这样一群肩负着民族命运的“职业闯关者”。黔北大娄山脉高处，娄山关隘口海拔1000多米。此乃云贵高原坠向四川盆地的最后一阶石磴。不过，真正让这片险要之地载入史册的，是长征途中扭转乾坤的娄山关大捷，是毛泽东同志马蹄硝烟间挥就的《忆秦娥・娄山关》。
3万对40万。这就是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前，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局势。
强敌环伺，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仗应该怎么打？伤兵满营，这支历经苦战与跋涉的队伍，又该向何处去？
1935年1月29日，土城之战受挫，毛泽东审时度势，率红军一渡赤水，在辗转前行中迎来长征路上的第一个春节。那个春节，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正式审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就此终结；作出部队整编的重要部署，改变长征以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被动局面。
脱胎换骨。扎西整编，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机关与后勤人员大幅压缩，充实战斗部队；随军搬运的造币机、印刷机等笨重器材，一律就地处置。长征初期“大搬家”式的冗赘阵形自此消失。
2月18日至21日，红军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5天之内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蒋介石如梦方醒：毛泽东回来了。
毛泽东回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回来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回来了，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回来了。
望着残阳如血的娄山关，毛泽东吟出不朽词章：“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是蜕变，更是新生。是从臃肿的“大搬家”转为攥紧的“铁拳头”；是以整编后的全新姿态，跨越往昔的艰难与挫折。
如果说，娄山关的考验，在于学会“舍”——摒弃教条、丢掉包袱，重整行装再出发；那么，腊子口的逼问，则在于直面“生”——在弹尽粮绝之际、在千古绝壁之上，硬生生地闯出一条活路。
岷山深处的腊子口，藏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两侧峭壁如削，中间一水奔流。这是红军北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娄山关之战7个月后，刚刚走出茫茫草地的7000余名红军，又陷两难之境——前有甘肃军阀部队凭险固守，后有川军紧追不舍。聂荣臻同志回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西风烈，砭人骨。对岸桥头，碉堡森然，枪弹如雨，强攻无望。
绝境，催生逆向智慧：既然水平前进之路已被封死，那就垂直向上，在绝壁的裂隙中寻觅生机。
一个名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站了出来。
月色黯淡，一道身影贴附于万仞绝壁。钩子探入石隙，一下，又一下，牵引、腾挪……崖顶传来绳索摩擦之声，一条由绑腿、腰带与年轻生命拧成的“路”，渐渐成形。
腊子口，就这样被“凿”穿了。
哈达铺的报纸带来了陕北红军的消息——绝路的尽头，往往就是生路的起点。毛泽东大手一挥：“到陕北去，找刘志丹！”
从娄山关到腊子口，红军跋涉了7个月。这并非平面的转进，而是一支队伍在精神海拔上的垂直攀登。
娄山关沉默，却早已给出答案：真如铁的从来不是雄关，而是钢铁般的意志；腊子口无声，却已经回答一切：被征服的从来不是险隘，而是绝境本身。
1935年11月，就在毛泽东率领北上红军取得直罗镇大捷，奏响奠基西北的礼炮时，南下部队却在川西百丈关陷入苦战。红军虽歼敌1.5万人，自身伤亡亦逾万。这惨重的代价，以事实宣告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彻底破产。
一北一南，一胜一败，一生一死。历史如峭壁般冷峻：闯关之路，方向重于速度，忠诚高于蛮力。一旦偏离正道，失却初心，所有付出皆归于零。
这，便是闯关者用生命与抉择写下的辩证法。
闯关，需有仰望北斗的清醒——不迷途、不偏航；
闯关，需有勇做减法的自觉——敢舍弃、敢蜕变；
闯关，需有向上凿路的胆魄——身处绝境，向死而生。
岁月迁流。如今的娄山关，碑文虽有风化，依然矗立于黔北群峰，静观山河无恙；今天的腊子口，岩隙虽已生草，同样铭记着那段峥嵘，诉说着红军的传奇。
山仍在，关犹存。长征路上的闯关故事从未终结，它只是转换了战场——从红军将士的铁血冲锋，延展为每一个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迎接考验的生命的砥砺前行。
叩响下一道门，凿穿下一座山，走向下一片海。这就是闯关者的永恒使命。
那些被称为“关”的所在，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