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下的红军壮丽史诗——

范长江西北之行

■高中华

1937年2月，范长江历经艰险终于抵达延安，成为国统区较早到达陕北的记者。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范长江，这位心怀天下、目光敏锐的新闻人，毅然决然来到西北，开启了一段意义非凡的征程。这一趟西北之行，不仅是他个人生涯的重大转折，更如同一束强光，穿透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让外界得以窥见红军的真实面貌，成为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长征”，而他本人也在这漫漫征途中，完成了从记录者到认同者，直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转变。

一

范长江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关注，非一时兴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抗日”的响亮口号。他敏锐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或许将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力量。

1934年，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进入南昌这座充满历史底蕴的城市。他如饥似渴地搜集关于苏区的资料，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在他的脑海中，一个大胆的预测逐渐成形：苏区在经济与人力上已面临巨大压力，而西北，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抗战的大后方。

正是怀揣着这样的想法，1935年，范长江踏上了前往西北的漫漫征途。这一路充满了未知与艰辛，他义无反顾，足迹遍布川、陕、青、甘、宁、内蒙古的广袤大地。他笔耕不辍，撰写的通讯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红军长征的壮阔图景。他也因此成为首位公开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在世界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四川的崇山峻岭间，范长江沿着红军可能走过的路线艰难前行，虽未能与红军直接相遇，但沿途所见的景象，让他内心深受震撼。国民党的“围剿”造成当地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很多地方碉堡林立。他感慨万千：“记者曾亲历热河战争和长城战争，如果当时也筑了这样严密的工事，则敌人当然不能长驱直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从容应付，不至一败涂地，造成那样可耻而奇重的牺牲了。”他眼见川西北粮断盐缺、饿殍遍野的惨状，心情十分沉重。

在红军活动区域，一块块石碑上刻着“平分土地”“取消苛捐杂税”等标语。他凝视着这些石刻，仿佛能听到激战的枪炮声和将士们的呐喊声。这些标语口号与百姓口中传唱的民谣，字里行间透露出红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让他深刻感受到红军的革命理想与深厚的群众基础。此时的他，虽还只是一个记录者，但心中对这支队伍的好奇与敬意，已如星星之火，悄悄点燃。

二

范长江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也有着深厚的军事素养。他时刻关注红军的军事动向，深入红军活动区域，探寻那些被国民党刻意掩盖的真相。在甘肃迭部，他得知红军“不压迫番民”的政策，暗自赞叹。

范长江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藏区，终于见到了土司杨积庆。杨积庆对国民党愚弄欺压藏人的做法一向不满。他从范长江这里了解到红军的事迹后，对红军好感倍增。后来，杨积庆暗中派人与红军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帮助红军。特别是当他得知红军粮食奇缺、正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后，更是对红军产生了同情，立即给自己的部队下令：不要打、不要抢红军，给红军开仓放粮！

兰州城内，范长江奋笔疾书。1935年9月，通讯《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发表了。他对红军长征的背景、动向及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大胆预言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与路径：“最多不出一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被突破，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他用自己的笔触描写红军将士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的坚韧与不屈：“夜间宿营，尤为痛苦，上有不断的雨水，下系丝毫无遮垫的稀泥地。站立尚且被陷入，要睡又何从睡起？不得已的办法，系将草地上的丛草割了下来铺在泥上，勉强躺下……到了夜间，风雨交加，下面潮湿又透草而过，全身战栗，冷彻心肝！”真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人间跋涉历程。在那个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的年代，范长江的报道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寂。他以新闻记者的敏锐，结合地理环境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对红军的行进路线作出了预测。他分析，红军“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虽尚未可知，可依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他判断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是北上抗日。红军也并非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已损失殆尽，红军估计还有“万人”。后来中央红军果然选取了过草地、越岷山、突破腊子口、北进甘肃，经陇东到达陕北这条路线。这一判断与历史进程竟然高度吻合。

范长江的报道，独树一帜。他以客观的笔触，还原了红军的真实面貌，打破了国民党的谎言，向社会大众公开了红军的真相。他的报道如同一股清流，滋润了许多人干涸的心田，让全国人民看到了红军的正义与英勇。1936年8月，这些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并公开发行，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数月内多次再版。胡愈之赞誉之为“震撼全国的杰作”。该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要早1年多。它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红军即将被“消灭”的谎言，为红军引来了亿万双关注的眼睛，把社会民众心中的希望之火燃得更旺了，也引发了外国记者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兴趣，甚至后来冲破国民党封锁去西北寻找“红星”。

三

在西安新城有座宫殿式的小楼，灰瓦覆顶，木质门窗上红色油漆显得古色古香。这就是当年的杨虎城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西安事变刚刚和平解决的时候，国内外许多爱国人士不了解事变真相。范长江克服重重阻力来到西安。周恩来在这里向他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37年2月6日，范长江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当他踏入这片土地的那一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黄土高原上，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从当地群众那里听到了红军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动人故事。

他感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朴实与谦逊，认为他们都是见识渊博、通情达理的人，称毛泽东“书生一表，儒雅温和”；朱德“已有五十多岁了，而面目仅有四十岁人之健壮”。毛泽东与他的彻夜长谈更让他醍醐灌顶，解决了多年来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无法解答的中国前途问题。在那间简陋的窑洞里，灯光摇曳，毛泽东侃侃而谈，从中国的国情到革命的前途，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的力量，每一个观点都让范长江深受启发。他认真聆听着，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毛泽东都耐心地一一解答。这次长谈，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他称：“延安的访问，结束了我十年来在政治上辛苦摸索的历史。”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了解的深入，范长江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他目睹中共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感受到一个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世界：在陕北，这里没有剥削和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共同劳动生产；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些都让他内心深受震撼。

从此，范长江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新闻报道工作。他不再仅仅满足于记录事实，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笔，为抗战呐喊、为真理发声。他离开延安后，撰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发表。文章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并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完全不同，一时轰动全国。同时，他深入前线，采访将士们英勇作战的事迹，将他们的故事传递给全国人民，以此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红色信仰的认同与践行。

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范长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愈发坚定。他看到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看到了我军将士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他深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困境，走向光明。

1938年，因与《大公报》存在分歧，范长江毅然离开，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办国际新闻社，团结国统区进步记者，宣传中共主张。1939年5月，在周恩来的介绍下，范长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的追求与探索终于有了归宿。入党后，范长江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写下大量战地通讯，激励军民斗志。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