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效应”感受科技伟力

■刘维姣

1978年3月18日，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中国人民迎来了自然的春天，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就是从这次大会上演变而来。大会闭幕时，郭沫若先生慷慨致辞：“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恩格斯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他同时也表示：“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能够用数学来描述，那么它才能说是科学的。”科技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近日读书，三个“效应”中的一些数字，给出答案。

科技创新具有“效率聚变效应”。

1764年前，制作一件衬衫的纺纱工序需要耗费约500个小时的劳动。1名熟练的女工每天工作12小时，也只能生产出大约0.5公斤的棉纱。这一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后，纺纱效率大幅提高。当时的第一代珍妮纺纱机，实现“一人多机”操作，1个人就能完成过去8个人的工作量。后续纺纱机不断升级，到了晚期，仅仅需要少数工人，就能替代1000多名手工劳动者。

科技创新的这种“效率聚变效应”，体现在战场上则是主动和胜利。举个例子。1940年不列颠空战中，英国本土防空系统首次运用“Chain Home”雷达网络，“雷达制导时代”由此开启。这种雷达网络，将遭遇空袭的预警时间从原本的5分钟延长到15分钟，拦截效率由此提高40%。当时的战斗机司令部司令道丁上将直言：“如果没有雷达，我们只有5分钟预警时间，而我们的飞行员需要15分钟才能爬升到拦截高度——这10分钟的差距，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科技人才具有“国际竞争效应”。

1950年，钱学森同志提出回国，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坚决反对，他称：“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那个时候，在整个朝鲜战场，美军的地面兵力是7个师。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对已经回国的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邓稼先同志去世时，有外媒评价，邓稼先的回归，让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进程缩短了至少5年。黄大年同志回国时，有外媒评价，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可以肯定，高科技人才，尤其是顶尖高科技人才，有时候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资源。

正是看到这种人才的“国际竞争效应”，高科技人才从来都是被争抢的第一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眼看法西斯德国就要失败，美国立即启动“回形针行动”，苏联则随后启动“奥索维亚基姆行动”。这两个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多的抢夺德国顶尖科学家。在“回形针行动”中，美国将超过1600名德国顶尖科学家秘密运往美国。后来这批科学家在美国开展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外长曾指控，美国从德国抢的这些科学家价值高达100亿美元，远超任何实物赔偿。

科技投资具有“收益倍数效应”。

作为高投入、高回报、长周期的战略投资，航天科技的研发投入和收益比是多少呢？权威媒体给出的数据是1∶10，技术“军转民”后，收益会高达8到12倍。

芯片是数字经济的引擎。对这一引擎的投入与回报，权威媒体给出这样的结论：1美元的投入，会有3到5倍的直接收益，会有6到10倍的产业链收益，会有至少100倍以上的GDP拉动。

部队是要打仗的，对于军事科技的投入与收益比例，暂时没有查到权威的数字。但一位知名人士曾这样说：“军事科技投资的回报，是士兵的生命，是人民的幸福，是国家的安全，而这三样东西，都是无价的。”

举目已觉千山绿，宜趁春风马蹄疾。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天下的今天，科技的力量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深刻影响我军建设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继续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兴则军队兴。在这生机盎然的春天里，让我们牢固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用好科技的力量，乘风破浪，直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