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心中的“第一位置”

■刘京生

1937年聂荣臻（前一）率领军区机关由山西五台向河北阜平进发，前三为刘显宜。图片由作者提供

1941年聂荣臻致刘显宜的亲笔信。图片由作者提供

自1926年父亲参加革命算起，到现在已过去100年了。每每回忆父亲对我说过的话，和他历经苦难且无私奉献的人生历程，都让我感慨万千。

我的父亲名叫刘显宜，1903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敖山庙乡芭蕉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生活所迫，父亲小小年纪就到附近的煤场外和大户人家倒掉的渣堆里捡煤渣，攒多了再拿出去卖。从十几岁起，他就给地主家当短工、抬轿子，挑起了家里的生活重担。

1926年湘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父亲组织敖山庙附近一些村的年青人成立了农民赤卫队。他被选为农民协会的副会长，兼任敖山庙乡农民赤卫队队长，开始了对抗反动派的武装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地主“挨户团”疯狂清乡，逮捕农民协会会员，父亲是敌人追捕的重点对象之一。为了避开反动派清乡，父亲和其他同志扛着梭镖走进深山躲了大半年。第二年年初，一支不足百人的工农革命军队伍来到了敖山庙，与农民协会的领导和赤卫队会合。那天一早，赤卫队配合工农革命军，仅一个多小时就消灭了尾随而来的约400个敌人，缴获大量武器。父亲领到了一支“汉阳造”，毅然决定参加工农革命军。

跟随队伍到达井冈山后，工农革命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父亲被分配到第28团新组建的迫击炮连当战士。

8月的一天，红军主力下山转战，担任迫击炮连司务长的父亲留下来修理迫击炮。当时红军在黄洋界哨口只有2个连的兵力，4个团的敌军趁虚而入，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正当红军弹药不足，情况万分紧急之时，父亲接到指挥战斗的第31团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陈毅安通知，和几名战友扛着刚修好的1门迫击炮和仅有的3发炮弹来到黄洋界。前两发炮弹没有打响，第三发不仅打响了，还直接命中敌人的指挥所，引起连续爆炸。山上的红军和乡亲们跟着炮声摇旗呐喊，一时间鼓号齐鸣。敌人听出这是钢炮的声音，误以为是红军主力回来了，立刻全线溃退。后来，毛泽东同志用“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词句描述了这次战斗。当时参加战斗的王耀南回忆说：“刘显宜的这一炮打得好，打得准。”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父亲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副官处长。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战法，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父亲在敌机轰炸中不幸负重伤。聂荣臻司令员闻讯赶去，只见父亲“躺在弹坑里，胸前的军衣被鲜血浸透”。聂荣臻立即指示军区卫生部部长游胜华要尽一切办法抢救。柯棣华等医生也随即赶来救治。手术中，医生发现有一块弹片打入父亲的脊椎，另一块在紧靠心脏的肺部。根据当时的医疗条件和部队马上就要转移的情况，这两块弹片只能暂时留在体内。聂荣臻将自己的行军床送给了父亲，之后不久，又写信叮嘱父亲静心休养。一个月后，重伤初愈的父亲，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在此后多年的战争岁月中，父亲一直把这张行军床带在身边。

1955年，父亲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他的生活依然极其俭朴。因伤病的折磨，父亲几次大面积心肌梗死被送医抢救。几年后，他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家从总后机关大院搬到了远郊的香山，住在北辛村一栋几乎全部用石头垒成的房子里。生活用水全靠院子里的那口井，门前只有一条土路，每天只有几趟顶着燃气包的小公共汽车驶过。为了给国家节省汽油，父亲从不用公车办私事。因为交通不便，他还把女儿从条件较好的市区小学转到了香山当地的农村小学。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粮食供应不足，母亲总是吃树叶和野菜，腿部出现了明显的浮肿。组织上一次又一次派人送来粮食和野黄羊，但每次都被父亲拒绝了。父亲对他们说：我已经不能工作了，还是把粮食留给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吃吧；最好送到警卫连，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在外面站岗放哨。

北辛村北面的山沟里有一块被山洪冲出来的河滩地，因为随时可能再发洪水，所以无人耕种。经过当地生产队同意，父亲带领我们到河滩上开荒种地。河滩地里土少石多，父亲就带领我们到山上去找土，背土下山，还让我们兄弟姐妹背起粪筐到马路上去捡牛粪。我们全家人辛勤劳动，硬是让这片河滩长出了红薯和玉米。当我们全家欢欢喜喜地把粮食从河滩抬回家的时候，父亲心里惦记的却是附近的困难群众。他让母亲把堆在地上的红薯和玉米先按个头分出大小，然后先从大的那堆里分出一份又一份给附近老乡，分完大的又分小的。当小的这堆也只剩下最后一点儿的时候，我哭了，不仅是因为我饿，还因为我看见母亲由于长时间不怎么吃粮食，腿上的浮肿已经非常严重了。

晚上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起，给我们讲抗日战争时期“藏粮于民”的故事。他说：“那时候打游击战，部队的粮食分散隐藏在老乡家，无论饿到什么程度，无论鬼子的手段有多么残忍，老百姓坚决一粒军粮都不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希望就在这一袋袋军粮中。”父亲感慨地说：“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为什么旧社会被推翻，就是因为旧社会当官的脱离群众，压迫群众。”

1976年父亲因癌症住进医院。他病重的时候经常大口吐血昏迷，医生决定给他输血。可每当父亲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输血的时候，他都会马上把针头拔掉。父亲对医生说：“这是人民的鲜血，不要再为我浪费了，把它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护士后来只好用报纸把输液管包起来，但父亲还是一次次发现后拔掉。1976年9月30日，父亲逝世，终年73岁。父亲的遗体火化后，司炉工人从骨灰中找到了折磨父亲整整35年的两块弹片。

父亲把对孩子们的爱，全都体现在了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上。因为父亲的工作性质，他与党中央、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同志非常熟悉，但他从不因个人的需要找关系，谋私利。父亲说：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唯一一次“走后门”是对我入伍后的工作安排。1969年我参军了。军列还没有开到目的地，父亲的电话就打给了东海舰队的马龙副司令员，要求他把我安排到条件最艰苦的单位去。结果我一下火车就被分配到海军工程兵海岛施工连队去打坑道。因为缺乏淡水，在坑道尽头的作业面上，风镐的钻孔中吹出来的细石粉如同云雾缭绕，稍远一点儿就看不清人。施工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一次次用手指敲击鼻梁两侧，才能将鼻孔中的石粉清理出来。在经历了极其艰苦的生活，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后，我刚满18岁，就光荣入党。

回忆父亲的足迹总让我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我仿佛听到父亲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黄洋界上，打向敌人的隆隆炮声；仿佛看到父亲在过雪山草地时饥寒交迫又身染重病，仍一步步艰难前行的背影；仿佛触摸到父亲在日寇空袭后，躺在弹坑里浑身是血的身躯……我多么想再听一听父亲讲他过去的故事，多么想再给父亲捶一捶他日日伤痛的后背。

回想父亲走过的岁月和那些留给我们的难忘记忆，我更理解了他那句“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我怀念我的父亲，也衷心希望前辈们的革命精神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