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情报机制调整暗藏祸心

——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现实威胁①

■马梓耀　 吕耀东

日本政府近日通过决议，决定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事务机构的情报机制。此次行政机构调整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是其架空“和平宪法”、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节点性制度布局，其背后暗藏的祸心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此次调整的重点，是从法律层面完成日本情报体系的垂直统合与首相安保权力的全面掌控。根据法案，新设的“国家情报会议”直属内阁，为日本情报政策最高决策机构，法定审议范围涵盖安保反恐、反间谍等核心情报活动；其下属的“国家情报局”为专属执行机构，统筹各省厅情报的全量收集、统合分析与中长期情报战略制定。两大机构的设立，从制度根源上完成了首相对全国情报资源的垂直掌控。

从历史维度看，日本情报体系的发展进程，始终与军国主义扩张深度绑定。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近代情报体系与其扩张国策同步建立，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专属间谍机构同步落地，对华、对朝鲜半岛开展全维度情报渗透，形成了“情报先行—军事跟进—殖民扩张”的军国主义核心路径。甲午战争中，清军兵力调动、海防部署几乎全量被日方掌握，情报体系直接成为侵略战争的核心推手。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日本形成以军部为核心、完全脱离文官政府制衡的情报体系，成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核心制度支撑。战后，美国虽一度解散日本军部情报机构、废除特高课，但冷战爆发后为构建亚太反共阵线，又开始默许日本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等机构恢复情报职能。

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此次调整，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延续安倍路线、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制度布局，其政治操弄的意义远大于行政改革本身。其一，此举是日本突破战后秩序约束、实现军事“松绑”的重要制度支点。这一情报体系为其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修宪提供了全链条支撑，将进一步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其二，调整的底层逻辑与战前军国主义情报模式高度同构，首相同时掌控安保战略决策与情报资源统合的主要权力。新设机构更聚焦对内社会思潮监控、对外海外情报渗透与军事行动支撑，进攻性与对抗性更为凸显；其三，此次调整采用的“决策审议—执行落地”双层架构，对标美国国家情报体系设置，意图通过情报体系的全面对接深度融入美国全球情报体系，以换取美国对其修宪扩军的更大纵容；其四，此举也是右翼政客煽动民粹主义、转移国内日元持续贬值、民生成本高企等社会矛盾的政治手段，与战前军国主义以对外扩张转嫁国内危机的操作如出一辙。

此次调整自提出以来便伴随持续的争议与风险预警。国内层面，在野党明确质疑新机构的合宪性，警告其存在情报被政治利用的巨大风险。国际层面，此次调整企图为日本强硬介入区域热点问题提供全链条情报支撑，直接冲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侵略与殖民有切身之痛，必须坚决遏制其“新型军国主义”扩张势头的蔓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