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角
■文 婷 杨晟彬
军号响了。
那号音跟往常不一样，悠长而深沉，像从很远的山那边传过来，又像是从人的心底里钻出来的。春生正在田埂上走着，肩上扛着锄头，裤脚卷到膝盖上面，泥点子还没干透。听见这号音，他站住了。
号音继续吹着，一声比一声长。村口大樟树下，几个抽旱烟的老人不说话了，烟锅子一明一灭的。捏泥人的细伢子们也停下来，仰着脸往声音那边张望。田里拾稻穗的妇女直起腰，原本飘着山歌的山野，此刻忽然静了下来。
春生把锄头往肩上一扛，大步往村里走。乡苏维埃政府门口的那面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在阳光下像一团燃烧的火。等他再从屋里出来的时候，锄头换成了枪，身上是一套崭新的军装。
他扛着枪，跟着同村的人一起往河边走。他的背包捆得方方正正的，背在背上。手榴弹挂在胸前，一边两个。跟其他战士一样，春生把两双草鞋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背包上，走起路来一摆一摆。每个人的背包上，还捆着一顶防空帽——用树枝叶子编的圈圈，行军时往帽子上一套，远远看去像顶着一蓬绿云。春生把粮袋搭在左肩上，里面装着10天的干粮，有炒米、红薯干和一包盐。
队伍从各个村子出来，朝着于都河畔开去。远远看去，像是许多条细细的溪流从四面八方淌过来，汇成了一条大河。马在嘶鸣，担子在吱呀吱呀地响，刺刀碰着枪管叮叮当当的，脚步踩在田埂上噗噗地响，夹杂着说话声、笑声、咳嗽声，热闹得很。
路两边站满了人。红军家属来的最多，有老婆婆，也有年轻媳妇。她们手里不空着，有的拿着鸡蛋，有的拿着布鞋，有的拿着刚蒸好的红薯，往战士们怀里塞。细伢子们争着挤到前头，仰着脸看红军战士，眼睛里亮晶晶的。
“叔叔，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打了胜仗就回来！”
“那你多打几个胜仗呀！”
春生听见旁边几个战士边走边说笑。
“这回走多远呀？”
“管他多远，走到哪算哪呗。”
“听说要打到白区去，吃他们的，喝他们的！”
“你呀，就知道吃！”
“那可不，白区的财主家，好东西多着呢！”
几个人笑成一团。春生也跟着笑了。
春生娘从人群里挤过来，几缕花白的碎发贴在额头上。她手里攥着两个鸡蛋，往春生口袋塞去。春生说：“娘，不用，队伍上发粮食了。”娘不接话，从怀里又摸出两个，一并塞过来。春生看见她眼睛红红的，便说：“娘，不用惦记，不多久就回来了。”
走过村口那棵大樟树的时候，春生看见了爹。他站在树荫底下，手抄在背后，定定地望着队伍。春生走过他跟前的时候，他伸出手来，在春生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
“走吧。”他说。
春生“嗯”了一声，从他身边走过去。走了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爹还站在大樟树下，银发在斑驳的光影里一闪一闪的。他又冲春生挥了挥手，春生扭过头，使劲眨了几下眼睛。
河边上已经搭好了浮桥。木板是新锯的，还带着松木的香味。春生跟着队伍上了浮桥，木板在脚下忽悠忽悠的，河水从板缝里涌上来，溅湿了鞋面。他跳得飞快，小跑着跟上队伍。
队伍过了河，沿着山路往南走。风一吹，山上的树沙沙地响，像在下小雨。走了大约两个小时，翻过山顶的时候，太阳正往下沉。天边的云烧起来了，红的、黄的、紫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像是谁把染坊的缸打翻了。山下的村子小得像火柴盒，田埂细得像线，弯弯曲曲的。
春生站住脚，回头看了一眼。山的那一边，就是队伍出来的地方。可是看不大清楚了，只有一片灰蒙蒙的山影，叠在晚霞底下，模模糊糊的。
太阳落尽的时候，大家坐在路边啃干粮、喝水。连队的口令一声一声递了过来：为了躲避敌机轰炸，队伍要夜行军。指导员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笑着问：“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好不好？”春生和战友们大声答好。紧接着，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子响了起来：
“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
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
啊！铁拳等着法西斯蒂国民党，
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
直到最后一个人！”
歌声停了。春生觉得胸膛里头热烘烘的，好像有一团火在烧，浑身上下都是劲儿。队伍又开始前进，脚步声压低了，踩在山路上，像夜风掠过树梢。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了，细细的、弯弯的，像一把镰刀挂在山尖上，把山路照得发白。
春生大步走在队伍中间。四下里安静得很，只有那号音还在他心头响着——悠长而深沉，像从很远的山那边传过来，又像是从人的心底里钻出来的，一声一声地，伴着他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