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

■刘书雷  刘  新

今天，大力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实施的速度刻度，丈量着强国强军的历史进程；国防发展重大技术突破的深度高度，标定着民族复兴的战略位势。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加紧国防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转化，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发展。国防发展重大工程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载体，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筹码，是国家的安全之锚、创新之翼、强盛之基。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安全挑战复杂交织的历史关口，加快推进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不仅是军事斗争准备的刚性需求，更是攸关民族复兴进程的战略抉择。

锚定国家安全战略需求把牢重大工程发展方向。重大工程服务于国家安全，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实施与突破能有力带动国防相关领域整体跃升，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战略牵引作用。我国“两弹一星”工程在极端困难时期取得成功，不仅打破了超级大国核垄断，更构筑起捍卫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基石。我国实施的“863计划”，有效促进高新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显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二战末期，美国为加速战争进程实施的“曼哈顿工程”，不仅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更深刻重塑了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实施国防重大工程，要强化工程与国家目标和军事需求的对标对表，在规划论证、组织实施、验收评估等全链条，确保任务分解、资源调配、创新方向等始终紧盯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确保国家大体量资源投入优势转化为部队快速发展优势。

锚定军事目标推动工程成果快速敏捷转化应用。聚焦战场、服务部队是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的根本指向，满足军事能力急需，全流程分阶段促进技术向军事转化应用，是发挥重大工程效益的有效途径。以重大工程带动科技体系性突破是主要国家共性经验。我国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过程中，始终将确保国家时空信息安全、提供全天候精准定位保障作为核心目标来驱动工程实施，其军用功能与装备的同步转化应用，显著提升了部队体系作战能力。美国“阿波罗”计划不仅实现了登月目标，更构建了完整的航天技术体系，带动了自动化、运载火箭与高性能计算等系列技术群的集群突破。美国DARPA在推动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时，高度重视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采用聘请作战联络员、成立专门转移机构、构建灵活转化流程等方式，积极促进新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应用。边建设、边转化、边应用是重大工程及时生成战斗力的成功策略。我们要将战斗力根本标准刚性贯穿于工程实施的全链条各环节，瞄准工程实施重大节点，加强阶段成果的应用示范和及时转化，畅通从科技到战斗力、从实验室到战场的创新链路，推动重大工程科技创新与战斗力建设双向奔赴。

锚定体系统筹强化举国攻关与常规科研相协同。国防发展重大工程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任务实施中，既要注重“举国攻关”实现集中突破，又要通过“常规科研”实现百花齐放。苏联在冷战时期为赢得太空竞赛优势，采取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模式。通过成立专门的总体设计局，统筹全国顶尖科研机构与工业部门，围绕卫星、载人航天等目标进行高强度协同攻关，从而在短期内取得了“斯普特尼克一号”等里程碑式的成就。然而，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导向与基层科研单位自主活力，导致后期创新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这说明，举国攻关需与更广泛科研生态良性互动。我国精准把握战略机遇，成功实施了“北斗”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这些工程有效聚合了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在强化核心攻关同时，带动相关基础研究与产业技术整体进步，最终实现在新型战略打击、全球卫星导航等关键领域跨越式发展。国防发展重大工程的复杂性、战略性，决定了以举国之力推动实施是内在要求。而“无人区”前沿探索集中攻关的风险，也需要有相应制度安排，让其他科研力量有围绕国家需求开展分散试错的空间和机会，实现“举国攻关”与“常规科研”的交融互补。

锚定自立自强实现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统一。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攻关体系，是确保重大工程牢牢掌握技术发展主动权，形成可持续迭代能力的关键所在。我国高铁技术通过国际招标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平台，通过国家级研发计划的组织进行深度消化、吸收与再创新。最终不仅成功构建了全球领先的完整技术体系和产业链，更反向实现了技术标准输出，成为在开放环境下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典范。与此相反，20世纪后期，部分拉美国家及一些经济体曾过度依赖外资与技术引进，忽视了培育本土核心研发能力与构建完整产业链，导致其产业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技术依附性较强，发展后劲不足。历史表明，我们必须在确保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更加自信和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前沿科技创新网络，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从而全面提升国防发展重大工程的整体效能与国际竞争力，为实现“十五五”时期良好开局，向着强国强军目标迈进提供坚强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