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
■刘书雷 刘 新
今天,大力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实施的速度刻度,丈量着强国强军的历史进程;国防发展重大技术突破的深度高度,标定着民族复兴的战略位势。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加紧国防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转化,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发展。国防发展重大工程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载体,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筹码,是国家的安全之锚、创新之翼、强盛之基。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安全挑战复杂交织的历史关口,加快推进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不仅是军事斗争准备的刚性需求,更是攸关民族复兴进程的战略抉择。
锚定国家安全战略需求把牢重大工程发展方向。重大工程服务于国家安全,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实施与突破能有力带动国防相关领域整体跃升,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战略牵引作用。我国“两弹一星”工程在极端困难时期取得成功,不仅打破了超级大国核垄断,更构筑起捍卫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基石。我国实施的“863计划”,有效促进高新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显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二战末期,美国为加速战争进程实施的“曼哈顿工程”,不仅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更深刻重塑了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实施国防重大工程,要强化工程与国家目标和军事需求的对标对表,在规划论证、组织实施、验收评估等全链条,确保任务分解、资源调配、创新方向等始终紧盯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确保国家大体量资源投入优势转化为部队快速发展优势。
锚定军事目标推动工程成果快速敏捷转化应用。聚焦战场、服务部队是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的根本指向,满足军事能力急需,全流程分阶段促进技术向军事转化应用,是发挥重大工程效益的有效途径。以重大工程带动科技体系性突破是主要国家共性经验。我国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过程中,始终将确保国家时空信息安全、提供全天候精准定位保障作为核心目标来驱动工程实施,其军用功能与装备的同步转化应用,显著提升了部队体系作战能力。美国“阿波罗”计划不仅实现了登月目标,更构建了完整的航天技术体系,带动了自动化、运载火箭与高性能计算等系列技术群的集群突破。美国DARPA在推动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时,高度重视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采用聘请作战联络员、成立专门转移机构、构建灵活转化流程等方式,积极促进新技术向军事领域的转化应用。边建设、边转化、边应用是重大工程及时生成战斗力的成功策略。我们要将战斗力根本标准刚性贯穿于工程实施的全链条各环节,瞄准工程实施重大节点,加强阶段成果的应用示范和及时转化,畅通从科技到战斗力、从实验室到战场的创新链路,推动重大工程科技创新与战斗力建设双向奔赴。
锚定体系统筹强化举国攻关与常规科研相协同。国防发展重大工程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任务实施中,既要注重“举国攻关”实现集中突破,又要通过“常规科研”实现百花齐放。苏联在冷战时期为赢得太空竞赛优势,采取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模式。通过成立专门的总体设计局,统筹全国顶尖科研机构与工业部门,围绕卫星、载人航天等目标进行高强度协同攻关,从而在短期内取得了“斯普特尼克一号”等里程碑式的成就。然而,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导向与基层科研单位自主活力,导致后期创新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这说明,举国攻关需与更广泛科研生态良性互动。我国精准把握战略机遇,成功实施了“北斗”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这些工程有效聚合了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在强化核心攻关同时,带动相关基础研究与产业技术整体进步,最终实现在新型战略打击、全球卫星导航等关键领域跨越式发展。国防发展重大工程的复杂性、战略性,决定了以举国之力推动实施是内在要求。而“无人区”前沿探索集中攻关的风险,也需要有相应制度安排,让其他科研力量有围绕国家需求开展分散试错的空间和机会,实现“举国攻关”与“常规科研”的交融互补。
锚定自立自强实现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统一。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攻关体系,是确保重大工程牢牢掌握技术发展主动权,形成可持续迭代能力的关键所在。我国高铁技术通过国际招标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平台,通过国家级研发计划的组织进行深度消化、吸收与再创新。最终不仅成功构建了全球领先的完整技术体系和产业链,更反向实现了技术标准输出,成为在开放环境下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典范。与此相反,20世纪后期,部分拉美国家及一些经济体曾过度依赖外资与技术引进,忽视了培育本土核心研发能力与构建完整产业链,导致其产业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技术依附性较强,发展后劲不足。历史表明,我们必须在确保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更加自信和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前沿科技创新网络,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从而全面提升国防发展重大工程的整体效能与国际竞争力,为实现“十五五”时期良好开局,向着强国强军目标迈进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