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纪物（四则）
■章熙建
回眸长征，史诗如歌。
在各地与长征相关的纪念馆中，马灯、担架、草鞋……一件件年代久远的长征纪念物，总令我久久驻足凝望。眼前物品静默无语，我却仿佛听到穿越时空的回响：长征，长征！
马 灯
1934年初秋，江西于都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微弱灯光从深夜亮到黎明。
这年9月中旬，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同志，从瑞金来到于都县城，住进了何屋东厢房。白天，他拖着未愈的病躯四处奔波调查；夜晚，就在马灯前伏案撰写调研报告。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20日，毛泽东在于都给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上面写有赣县、于都、登贤等地敌情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情况。提出于都、登贤全境应实行赤色戒严，确保当时仅存的战略后方万无一失。
90年前，这间9平方米小屋里的微弱灯光，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放射出了一道如阳光般明亮的光束。
时针往后拨半年。1935年3月10日深夜，黔北山村苟坝，一盏马灯像萤火虫一样沿着崎岖小路疾行。提灯的是两个月前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他虽然面容憔悴，可脚下步伐坚定有力。
这天上午，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问题。经历半年长征，红军药品、粮食如今严重匮乏；而攻入打鼓新场，或许能改善这一状况。可毛泽东却看到了潜在威胁：红军时属疲惫之师，打鼓新场城堡坚固，一旦久攻不克，敌军援军蜂拥而至，后果难测。毛泽东坚持，不能“啃硬的”。但主张“打”的意见几乎一边倒。最终，会议确定攻打计划，并撤销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坐在宿营的农舍桌前沉思许久。当警卫员点燃马灯，他突然将烟头按灭，提灯去找周恩来。经过长谈，次日会议上，周恩来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纲，分析战局，力陈利弊，最终得出红军主力“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的新的计划。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随之恢复。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同时，敌军8个师正从各地向打鼓新场进发，企图围歼红军。
那条崎岖的乡间小路，那盏忽闪如星的马灯，见证了毛泽东纵览全局和不屈不挠的坚持。最终，红军躲过了一场堪可灭顶的劫难。
1935年10月19日拂晓，仅剩7000余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第一纵队，击溃尾随的敌军骑兵师后，踏着薄霜走进了陕北高原吴起镇。但新的威胁接踵而至：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和马鸿宾部骑兵，气势汹汹地追至距吴起镇20里外的二道川。
在吴起镇微凉的夜色中，毛泽东就着马灯的微弱灯光，研究作战方案。他认为，这条“尾巴”必须斩断，否则我们睡不安稳。21日拂晓，我军在二道川塔儿湾等地发起攻击，重创敌军。
漫漫长征路上，不知曾有多少盏马灯在闪烁。它们在曲折乃至黑暗的道路中，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担 架
1934年11月，红军转移队伍中，3副担架不时在崎岖山道旁、野外宿营地相聚。王稼祥、张闻天和毛泽东低声交谈着，脸上布满忧色。
警卫战士吴吉清在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中记述：长征中大病初愈的毛主席，躺在担架上开始了他长征的第一步。王稼祥因战伤未愈被担架抬着参加长征，张闻天因昼夜行军病倒也躺上了担架。
担架上的朝夕相处，为他们探讨中国革命前途命运提供了特殊机会。
1934年11月，蒋介石调遣40万大军布下第4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而博古和李德坚持辎重、印钞机是革命本钱，不能轻易丢弃。27日傍晚，首尾50余公里、龟速行进的红军纵队被敌军拦腰切断。
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猛地一掌击在担架上，愤慨地说：“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把坛坛罐罐都背上，队伍像蜗牛爬行，敌人正好围堵上来，这是要把红军拖向灭顶之灾的。”
王稼祥立即让警卫战士抬他赶到指挥部，与周恩来一起向博古和李德重申朱德在作战会上提出的意见：扔掉“瓶瓶罐罐”，轻装抢渡湘江！
湘江战役历时5天5夜，是长征途中一场惨烈的恶战。中央红军损失惨重，最终3万余人渡过湘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1934年12月30日夜，贵州黄平县旧州镇外的橘树林里，3副担架上只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在交谈，毛泽东又找刘伯承、彭德怀等军团领导谈心去了。
王稼祥曾参加过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一直很钦佩。此时，他更加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论打仗，毛泽东同志比我们都行，比李德他们更强。
张闻天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胜利与挫折的对比中，他深切感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交谈中，两人的想法越来越接近：经过通道转兵和黎平会议两次战略调整，毛泽东在红军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干脆一鼓作气，到遵义后，请周恩来同志协调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指挥红军。
当晚，王稼祥将酝酿意见告诉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张闻天根据白天谈话的内容，起草发言提纲。
遵义会议召开那天，王稼祥被担架抬进会场。在博古和周恩来作主、副报告，张闻天和毛泽东相继发言反驳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并率先为毛泽东投出了关键一票。
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途经川西天全地区，遭6架敌机轰炸。军委二局报务员雷永通小腿被弹片打穿，无法继续走路行军。毛泽东得知后，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担架拿给雷永通使用。
毛泽东的担架是用瑞金毛竹做成的，下装4条短腿，上蒙一块帆布，野外宿营时可支起来作行军床。雷永通坚持不肯接受。毛泽东严肃地说：“在你腿伤痊愈之前，就用我的担架，这是命令。”
1935年8月，中央红军从毛儿盖出发准备过草地。这时，周恩来连续高烧，多日昏迷不醒。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想方设法抬他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
彭德怀当即组织担架队，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加入其中。大家顶风冒雨6天6夜，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茫茫草地。
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携带千余副担架。这些担架在长征途中，不仅能作为临时的休息场所，还是政治讨论的舞台和运输物资的工具，它们如一根根无字竹简，印刻着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
地 图
1935年4月27日，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云南曲靖西山乡关下村。当日，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率侦察通讯队执行侦察任务，在距关下村七八里外的滇黔公路上截获一辆国民党军车，缴获20余份1∶10万的云南省地形图。
原来，国民党“剿匪”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率部入滇“追剿”红军，因没有云南省地图，遂派副官入滇向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取图，紧急送往贵阳。孰料阴差阳错，竟给同样急需云南省地图、准备抢渡金沙江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地图被立即送到驻扎在三元宫的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喜出望外，风趣地说：“当年刘备入川是张松献的地图；如今我们过云南入川，是龙云‘献’的地图，兆头是不错啊！”
红军总司令部立即依据缴获的地图，确定龙街、皎平、洪门3个渡口，并标绘出兵分三路的行军路线，于5月3日至9日一举渡过金沙江。
关下村意外获得的这批地图，成为一根撬动历史的杠杆。
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张纸质小幅“灌兴全之间路线图”，长43.5厘米，宽41.5厘米，左下角落款为“红星司令部制”，时间为“十一月廿八日”。
长征时期，红军所需的地图资料，主要靠侦察手绘和作战缴获。“灌兴全之间路线图”所标注的时间，正是中革军委下达抢渡湘江作战命令的1934年11月28日。当日，红星司令部绘制了这张直观体现灌阳、兴安、全州三县各要点之间距离和地形的地图，进一步明确渡江部署和行军路线。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以5昼夜血战，突破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的企图。这份手绘地图功不可没。
1934年10月，担负长征先遣队任务的红6军团攻占黔东南旧州古镇后，在一座教堂里找到一张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看着图上的法文注释，找来教堂的瑞士籍牧师阿尔佛雷德·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请他帮忙翻译。
在方桌上豆大的洋烛光下，萧克指着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让薄复礼翻译成中文。之后，萧克与王震一道，把红6军团预定挺进湘西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逐一标记在地图上。
萧克后来回忆说，这张地图，在红6军团转战贵州东部和长征北上中，起到关键作用。
茫茫草地，危机四伏。担任开路先锋的英雄战士们，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绘制引领战友穿越沼泽、走向胜利的“导航图”。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直属部队近万人过草地。先头部队边侦察、边绘制行军路线图。如今，收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的一张“草地设营地图”，上面没有比例尺和地名标注，仅在7月5日宿营地“吉瓦沟”的旁边，标注着“自该地上走十里全是草地无术(树)林，行进队伍多带柴烧水”的提示文字。
展柜上的一段说明词令人震撼——“进入草地探路并绘制这幅地图的先锋班7名红军战士，大部分牺牲，仅一人走出了草地。”
不朽的生命之图，烙印在千山万水间，闪烁在中国革命史册上。
草 鞋
“苏区草鞋最耐穿哟，一双能跋万座山。我打草鞋送红军哟，红军哥哥最喜欢。千辛万苦长征路，北上抗日到延安哟……”
红军出发时，苏区人民除支援了数量巨大的稻谷、被毯、棉花等，还给红军做了20万双草鞋。
当时，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战士中，有两件服饰是规范统一的：一是红五星、红领章，二是草鞋。红军老战士李长根曾回忆道：“长征出发时，我们屁股后面一边挂着手榴弹，另一边就是草鞋。”
长征跋山涉水，草鞋磨损很快，打草鞋成为部队的紧迫任务。1934年11月14日，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的邓小平，在《红星报》上撰文《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没收土豪的滥(烂)衣裤和麻等，应注意分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发动会的同志帮助不会的打草鞋，发动战斗员打草鞋慰劳运输员。”
1935年1月，朱德、周恩来等致电红1军团，要求“将没收来的烂布分发给战士打草鞋，每人须准备三双。”周恩来还总结出一套办法：“草绳子不能太粗，草根部的草茎一点也不能混在里头，草茎要多了就会磨脚。” 那时，一位勤务员刚学会编草鞋，但编的草鞋总是不合脚，不是肥就是瘦，行军走起远路来，脚还总被磨出血。对此，周恩来边为战士们讲解，边亲手示范，撕下几根烂布条编在草鞋沿口上，以防鞋沿磨伤脚。
红军长征穿越了华南、西南等不同气候区，他们打草鞋的材料，也由最初的稻草、黄麻转变为梭草、竹麻、布筋等。1935年7月，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并向北进发，气候逐渐寒冷。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发出指示：“每人打两双草鞋，最好用毡子或牛羊皮制成或做毛窝（式样另发）。”这就是后来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的“皮草鞋”。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有一幅由80双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红星标注的北京和于都，寓意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走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而陈列柜里的一双“绣球草鞋”，则述说着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军民依依惜别。岭背镇燕溪村姑娘黄春秀，把一双连夜编织的草鞋塞进红军战士谢志坚背包里。这双作为定情物的草鞋又密又厚，鞋尖上还缀着两颗红绣球，寓意两心相依，期盼未婚夫早日得胜归来。
谢志坚把“绣球草鞋”挂在腰上，长征途中只穿过两次。一次是抢渡金沙江时，谢志坚想起家乡，情不自禁地穿了一回。一次是强渡大渡河中，他想即便牺牲也不能跟春秀送的草鞋分开，便又一次穿上这双草鞋……1951年，谢志坚带着征战硝烟回到故乡，可他的春秀早已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
穿越漫漫征途的草鞋，承载着长征的艰辛悲壮，也是红军信仰与意志的象征。
1935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拦截。数天后，薛岳率部赶到皎平渡口，只在江边看到一只红军丢下的草鞋。他盯着草鞋看了很久，心头一阵战栗。在他眼中，这只草鞋已不再是一件寒碜的衣物，而是一道振聋发聩的宣言。
红军脚踏草鞋，不仅能甩掉国民党军队的汽车轮子，还终将把蒋家王朝腐朽政权甩进历史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