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次海上扫雷作战
■常军波

1950年,海军官兵在长江口搜出敌人布设的水雷。资料图片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的军史长廊,有一张拍摄于76年前的照片。照片上,几名乘坐橡皮艇的海军官兵正在小心翼翼地拖拽一枚水雷,水雷的几个“触角”清晰可见。“触角”就是水雷的引信,一旦达到临界压力值,水雷就会爆炸。那么,当时官兵为何会这样操作水雷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军为阻止我军追歼,封锁上海港口,进而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刚解放的上海造成压力,做出了在长江口布雷这一丧心病狂的举动。
长江口港口、航道众多,船只往来频繁。布设水雷,关闭港口,就等于关闭了通往海外的交通和贸易大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介绍,当时上海的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对外依赖性,关系民众生活的重要物资“两白一黑”(“两白”指大米和棉花,“一黑”指煤炭)主要依靠进口。因此,布设水雷对于上海经济建设有很大危害。
对此,党中央及上海市领导都很重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证航道畅通、航行安全,务必尽快把敌人布放在长江口的水雷清除掉,并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组建不久的华东军区海军。
时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张爱萍接到扫雷任务后,立即指示制定打通长江口航道的扫雷作战计划。1950年春,华东军区海军扫雷大队正式成立。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任扫雷大队大队长兼政委。
海上扫雷不仅极其危险,而且专业性强。刚刚成立的扫雷大队既缺少专业人员,也没有专业的扫雷舰艇,执行这项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孙公飞的一篇回忆文稿中,这样描述扫雷大队刚组建时的情形:“我们都是由陆军转到海军来的,过去谁都没上过军舰,更没见过水雷是什么样子!”
为了解决装备问题,华东军区扫雷大队以“中”字号111舰作为指挥舰,把从国民党军缴获来的10艘小型登陆艇改装成了扫雷舰,并开始对扫雷专业技术进行摸索学习。
在长江口水域进行扫雷,从哪里打开突破口?经过反复研商,扫雷大队把第一次扫雷作战区域选择在长江口九段沙附近。他们将扫雷索等装备投放到水下开始搜索。然而,谁都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生了意外。扫雷官兵正在搜索时,不远处的海面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原来,外籍商轮“伏虎”号在冒险进入长江口时,触雷了。
对于这次触雷事件,孙公飞后来回忆道:“突然,一声巨响,海面上飞溅起几十丈高的水柱……我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扫雷、抢救商船。官兵纷纷向落水商船船员扔救生圈,有的干脆跳下海去救人。人是救上来了,可是我们的心却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
从当时打捞“伏虎”号商船的照片可以看出,一枚水雷就可以将一艘巨大的商船炸成两截,可以想象水雷的巨大破坏力。
事实上,为了安全考虑,曾有人提议在扫雷的同时,对长江口进行封锁。但考虑到航道一旦封锁,市面上已经出现的物价波动会加剧,上海经济将受到重大影响,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严酷的事实让扫雷工作更加刻不容缓。然而,时间一天天流逝,扫雷进展并不顺利。官兵在水面上搏击风浪10余天,依然没有清扫出水雷。1950年7月2日,张爱萍做出了暂停扫雷的决定。8月28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呈报给周恩来的《长江口扫雷工作报告》中,分析总结了这次扫雷失败的原因,其中第二条明确写道:工具缺乏没有适当之扫雷舰,只以小型的25吨登陆舰代之,结果长江口风浪大、水流急、小船不能工作,没有科学合用之扫雷器具,由职部鱼雷厂造4条扫雷索,均太细不堪使用,拉不动水雷,结果4条扫雷索断了3条。
一边是落后的装备和技术,一边是亟待恢复的上海经济,孙公飞和战友压力很大。就在这时,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扫雷大队获得了新型扫雷工具,张爱萍又调来“古田”“枣庄”“周村”“张店”等改装完成的300吨位扫雷舰。
1950年9月,孙公飞率领扫雷大队再次进入“雷海”。9月24日中午,江面上一条扫雷索猛地抖动了一下。扫雷官兵既兴奋又紧张。他们乘坐橡皮艇,小心翼翼地靠近水雷,将绳子绑在锚雷的吊环上,拖带到岸边,再交由排爆专家对水雷进行处理。
这一行动证明了扫雷方法的可行性,也鼓舞了扫雷大队官兵。到1950年10月底,敌人布设在吴淞口至长江口的水雷被全部清除,长江航道胜利打通。
后来,孙公飞曾担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参谋长、北海舰队参谋长等职。笔者在上海寻访孙公飞的后人时,了解到孙公飞生前一直珍藏着他们执行首次扫雷任务时的130余张照片。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人民海军第一支扫雷大队白手起家、劈波斩浪的艰辛历程,孙公飞的子女把他生前珍藏的130余张照片捐赠给了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这段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也在一张张老照片中变得更加鲜活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