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中健身 在健身中备战
——从“列宁室”到“救亡室”
■范江怀
从人民军队诞生伊始，军事体育便相伴而生，一路同行。我军通过开展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很好地实现了强健官兵体魄、提升军事技能、凝聚部队士气、密切军民关系，最终服务于提高战斗力、赢得战争胜利以及保卫和建设国家的根本目标。
在开展生动活泼的各项体育活动中，我军各级体育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在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等我军各个历史时期，军事体育组织机构的设置不同，形式多样，但都发挥了强有力的组织作用。在这些体育组织中，最基层的列宁室和救亡室，成为人民军队最早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阵地。
一
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始，工农红军就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官兵结合日常练兵，开展爬山、行军、打野操、做游戏等军事体育活动。尽管此时尚未设立专门的体育组织，但体育活动已经成为红军日常教育与训练的主要内容。
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提出，红军应以大队为单位建设俱乐部，充实士兵的娱乐生活，组织开展捉迷藏、踢足球、武术等文体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培养红军战士活泼向上的生活情趣，也以娱乐的形式深化了政治教育，强健官兵体魄，培养红军战士敢于斗争、追求进步的精神。
古田会议之后，在红军和地方团体中，逐步建立涵盖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功能的俱乐部，并广泛推广开来。
在红军各级设立的俱乐部和列宁室，是红军日常生活中一种特有的进行自我教育的组织形式。特别是红军基层连队的列宁室，在红军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工作》中规定：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列宁室是每个连队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运动、文艺娱乐各项工作最基本的一个组织，下设各个活动组别。其中下设的体育组又具体分为球术股、劈刺股、田径股、武术股等，负责开展体育训练和指导各单位组织比赛。
每天傍晚，是列宁室体育组各位股长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组织红军官兵在简易的操场上，开展跳远、跳高、赛跑、爬墙、跳绳、拳术、足球、游戏等各类竞赛活动。通过组织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竞赛活动，密切了官兵关系，推行了军队民主，进行了纪律教育，培养了红军官兵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
至今，在湖南省株洲市攸县鸾山镇南岸村，仍完整保留了一座列宁室的旧址。这座两层楼阁式民居，曾是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一师三团设立的列宁室。时间过去了近百年，列宁室内外墙壁上书写的十余幅革命标语口号还清晰可辨。我们仿佛还能看见红军战士在民居前的平地上，踊跃参加各项体育竞赛活动的情景。
在开展日常的体育活动之余，列宁室还组织一定规模的体育运动会。在运动会上，竞赛项目充满了“火药味”：跑道上不仅有百米冲刺，还有“全副武装障碍跑”；田赛区不仅有跳高跳远，还有“掷手榴弹大赛”；实弹射击比赛，更是把运动会推向了高潮，成为最抢眼最激烈的比赛项目……
列宁室作为红军基层多功能组织，作用不仅限于体育，还延伸到政治教育、文化学习、军事训练等多个方面。通过系统化的体育活动和全方位的政治文化教育，不仅增强了官兵身体素质、培养了战斗精神，巩固了军队战斗力，还提高了军民政治觉悟，为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和精神动力。此外，列宁室还是对外展示中国工农红军良好精神风貌和战斗作风的窗口，是吸引和号召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参加红军的“扩红加油站”。
二
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红军队伍里有一位特殊的同行者——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他在回忆录《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中，对红军的列宁室有着生动的描述。
在前有敌军堵截、后有追兵的长征途中，薄复礼看到，缺衣少食、连片刻休息都成奢望的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稍久一些，就会砍几根竹子搭个简易的列宁室，把文体活动开展起来。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列宁室开展的“肉体运动”——摔跤比赛。
一到傍晚，红军连队之间就会在列宁室前的空地上摆开擂台，组织摔跤比赛。在物资匮乏、缺乏体育器材的环境下，开展摔跤等体育竞赛简便易行、最贴合实际。每当摔跤角逐进行到高潮时，周围总会响起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在他的笔下，这些场景不仅展现了红军战士强健的体魄，更折射出他们苦中作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也详细记述了列宁室。当年他除了看到红军官兵在列宁室开展各项体育竞赛活动外，还特别注意到，红军列宁室中央通常放着一张乒乓球桌，平时一桌两用，既当球桌，又当饭桌。这是当时列宁室常见的简易体育设施。斯诺感叹道：“每一连都有个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
由于国民党统治者的严密封锁，外界对红军知之甚少。为抹黑红军，国民党掌控的报纸常污蔑他们是青面獠牙的“人猿”。然而，当斯诺踏入红军的训练场时，却看到了与外界描述截然不同的红军。
在简陋的运动场上，红军官兵为了提高实战能力，开展了跳远、跳高、爬墙、掷手榴弹和射击等各类体育训练和竞赛活动。当斯诺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们像猿猴一样，敏捷地攀爬光滑的墙面、顺着粗麻绳迅速上下时，他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国民党的报纸会给他们起“人猿”这个绰号——因为他们拥有远超常人的、如同猿猴般矫健灵活的体魄。这种将体育与军事技能完美结合的实战化训练，让斯诺看到了这支军队强大的战斗力。
在斯诺等外国人眼中，几场简单的体育竞赛或体能训练，折射出的是一支信仰坚定、纪律严明，又热爱生活、充满无限生命力的新型人民军队形象。在他们的著作中，向外界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这样一支在逆境中依然能把身体练得像钢铁一样坚强、把生活过得像火焰一样热烈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
三
“锻炼身体，好打日本。”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坚定有力的号召。我军肩负的任务和使命随之发生了转变，抗日救亡成为最重要、最为紧迫的中心任务，一切政治的、文化的活动都要围绕着这一任务展开。党领导下的体育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消除国共合作中的意识形态隔阂，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陆续将“列宁室”改名为“救亡室”。其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原本局限于革命队伍内部的政治动员，升级为面向全民族的抗战动员。
1937年12月，抗日军政大学九队成立“救亡室”。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提笔写了一封祝贺信。他在信中欣然写道：“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这封信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勉励，更是点明了当时全民族的首要任务——救亡图存。
救亡室是军人俱乐部领导下的基层组织。当时，我军在师、旅一级政治机关领导下设立军人俱乐部，负责组织全师（旅）官兵的文化教育、体育、宣传工作。各连队设立的救亡室由指导员负责，具体工作通常由墙报委员、文化娱乐委员、体育委员、卫生与经济协调委员、竞赛与募捐委员五位委员分担。在救亡室中，体育委员的工作最为繁忙，因为部队几乎每天的训练活动均属于其职责范围。
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救亡室开展的体育活动，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与军事训练紧密结合，带有极强的实战化色彩，着力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等地，救亡室组织的体育活动常常与军事体能训练融为一体。他们开展形式多样的爬山比赛、武装越野和障碍跨越等竞赛活动，都充满了火药味。这些竞赛活动表面上是一场场普通的体育竞技，实际上都是切合实战要求、模拟战场环境的实战化演练。这些军事体育竞赛，既锻炼了学员们在复杂地形下的机动能力，也锤炼了他们在极限状态下的意志品质。
在战斗间隙和休整期，各级救亡室常常会牵头组织简易的综合运动会。开国中将王恩茂在他的日记中，生动记录了他所在的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部救亡室举办运动会的场景。运动会受到诸多物质条件的限制，也缺乏必要的体育器材，但救亡室组织官兵自己动手修建场地，用夯实的黄土地做篮球场，用废旧汽车内胎剪成圈做成篮筐，用锅底灰或木炭在黄土地上画线……在简易运动场上举办的包括球类、田径、劈刺等形式多样的体育竞技活动，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这种由救亡室直接策划和组织的小型赛事，不仅丰富了官兵的业余生活，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升了大家的身体素质和战斗技能。
八路军和新四军救亡室开展体育活动的经验，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创造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它没有华丽的形式，却有着最质朴的激情；它不追求竞技的纪录，却紧紧贴合着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通过这些简单而充满活力的体育活动，救亡室真正做到了让官兵“在运动中健身，在健身中备战”，为保持八路军和新四军顽强的战斗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弹药”和“体能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