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重视政治纪律”
■孙 阳
1927年4月，武汉。长江翻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在汉口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一栋两层西式小楼挂着“黄陂会馆”的牌子——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
彼时的中国，腥风血雨。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上海、广州发动了“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大会开幕次日，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为风雨飘摇的革命时局再添一重悲壮底色。
大革命时期，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五大召开之前，党员人数已发展到57967人。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所难免。有人怀揣信仰而来，也有人投机逐利而至；有人在炮火中坚守，也有人在诱惑前动摇；更有甚者公然背叛组织、泄露机密、投敌叛变。早在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就指出：“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
青砖黛瓦的院落里，与会代表们面色凝重，讨论的核心只有一个：如何挽狂澜于既倒，靠什么守住信仰、纯洁队伍？
会场上，有人含泪细数各地同志遇害经过，有人痛陈纪律松弛酿成的惨痛损失，有人愤怒谴责背叛者的丑恶行径……各地流血牺牲的见闻，让代表们一次次攥紧了拳头。有代表开始建言，必须跳出日常琐碎规矩的局限，从政治立场、路线执行层面划定纪律红线。
经过激烈而沉重的讨论，大会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文件中明确提出“政治纪律”这一概念。“宜重视政治纪律”，在当时就是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在生死考验时不叛党不脱党。
紧随其后，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会后修订的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包含六条内容。从概念首倡到机构落地、再到党章固化，一个以政治纪律为核心的管党治党框架，在乱世烽烟中落地生根，成为危局中凝聚队伍、重塑组织向心力的良方。
有了明确的纪律和执纪机构，还必须让它长上“牙齿”。很快，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发生了。
党的五大刚闭幕不久，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革命，悍然对武汉发动袭击。幸亏当时正在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师长叶挺率部奋力迎击，才将叛军击退，稳定了武汉的局势。
背叛，令全党深感震惊。在追责中，中央监察委员会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党中央和监察委员会认为，曾任夏斗寅部党代表的包惠僧没有将该部整编计划和他本人在宜昌3个多月的工作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对夏斗寅的叛乱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包惠僧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这一记警钟，是对“政治纪律”严肃性的有力宣示，极大整肃了党内风气。
政治纪律的标尺，既衡量着违纪者的过错，也检验着忠诚者的坚守。那一年斗争残酷得令人心碎——党的五大闭幕后不到半年，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王荷波因叛徒出卖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始终没有暴露北京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他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牺牲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在白色恐怖中，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委员先后有8人英勇牺牲，无一人叛党投敌。他们用鲜血与忠诚铸就的“政治纪律”之剑，从此高悬于党内。
“宜重视政治纪律”短短7个字，穿越百年风云，依旧是涤荡歪风邪气的利器，是党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多次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接续奋斗的新征程上，坚持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紧紧抓住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个正风肃纪的关键，我们就一定能取得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让党的组织更严密、党内生活更健康、党的领导更有力，以良好精神状态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