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固立起军队好干部标准
■郑蜀炎
初心如始，百年一脉。
即将迎来建军一百年的人民军队，高质量发展一路铿锵壮行，新风盛景，欣欣而至，抬眼可瞻。
站在这个历史方位，习主席高瞻远瞩、察势驭势提出的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是擘画，是部署，更是冲锋号声——深化政治整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锤炼，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源头既清，波澜自阔。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迫切需要一支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这是战略之高瞻，是时代之叩问，也是人民军队必须交出的答卷。
一
“红带兵（臂缠红布的起义部队）响了枪，汉阳造跟着驳壳枪，红旗子插在城头上。”这是南昌起义后巷陌间流传的一首歌谣。
1927年7月30日下午，闷热的南昌城，国民革命军24师40多位团营军官接到紧急开会的命令。当汗流浃背的人马赶到，师长叶挺简洁而坚毅地传达了党的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样一个断然的决策，正是每个到会军官长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所盼望不到的，现在盼到了，大家当然拥护。”
读起义亲历者的回忆录，有一个数字带给我们穿越历史的启示——40多位携“驳壳枪”的团营军官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党在军队中培养的共产党员。他们怀着“革命成功，定在不远”的坚定信念，以及排兵布阵的军事才能、搏命战场的勇敢精神，坚决执行党交给的起义任务，带领着手持“汉阳造”的士兵打响了第一枪，成为起义的主力。
“汉阳造跟着驳壳枪”，老百姓质朴的歌谣，既蕴含我军敢打必胜的制胜密码，又生动地诠释了人民军队好干部的形象和标准。
其实，我军从建军之始，就把抓紧抓牢干部队伍培养作为军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原则。1928年7月，党中央明确了培养红军干部的方针，必须从农民、工人和游击武装起义队伍中创造出自己的军事指导人才；作为红军将来的干部，作为红军最可靠的柱石。
柱石之坚，这是古语中对担当江山社稷重任者之喻。我们党提出以“最可靠的柱石”作为选拔、培养军队干部的标准和目标，可见这项工程的至关重要性。
“世危看柱石，时难识忠贞。”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血腥的刺刀与枪口，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一个严肃要求，检验着党员干部的忠诚与信仰：“共产党员不许离开东北。”200多名优秀党员临危受命，紧急分赴东北各地组织、建立起我党指挥的抗日武装，用枪声发出了救亡的宣言。
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这些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熠熠闪耀的名字，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指挥员。在14年的铁血抗战中，他们运筹帷幄、身先士卒，在白山黑水间与侵略者进行着艰苦卓绝战斗：进行了近10万次大小战斗，消灭了18万敌人，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当时有歌谣传唱：百姓要想不遭殃，上山去找“大老杨”（即杨靖宇）；日伪军也闻风丧胆发出哀叹：小小“满洲国”，大大赵尚志……
一个名字就是一面战旗。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战场，人民军队的各级干部，用英勇善战和前赴后继诠释着“柱石之坚”的含义——数以万计的抗联将士白刃喋血、慷慨赴死，近年来，在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陆续公布的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抗联牺牲的师级以上领导干部有100多位……
铁心跟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书写在东北大地的伟大抗联精神，是人民军队热血铸就的光荣传统，也是我军干部血染的胆剑诗篇，从中可以分辨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轨迹——锻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离不开培养选拔一批忠诚于党、充满血性胆魄的带兵领军人。
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从我军浴血荣光的历史，到强军兴军的伟大事业，在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中，军事人才的竞逐潮头奔涌、风涛激荡。如何确保人民军队始终人才辈出？如何锻造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人才方阵？新时代为这一考卷标注了新的高度，历史给这一课题划定了紧迫的时间。
我们必须以此作答：大道敢探的胆魄，万难可当的坚强。
二
好钢用在刀刃上。
“锻铁谓钢”。何谓好钢？必以烈火淬之、锤砧锻之而成。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但是，枪杆子应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掌握枪杆子的人该怎样培养？对于刚刚诞生的人民军队来说，这个人与枪的课题，其严峻性丝毫不亚于血与火的战场考验。正如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的：“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
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定型；1944年，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1947年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灵魂的淬火锻造，保证了党员干部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一位外国学者说，这是“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当然，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创造并拥有这样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
根子上的东西要守住，传统上的优势不能丢。翻阅各个历史时期的红色文献，我军在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上创造的良好政治生态，若出金石、望如朝曙。
我军初上井冈山，中央就要求军队“经常的开办党的训练班”，最好每个支部能训练出一二十个干部；
1930年后，各地红军统一编制，逐步建立了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干部工作制度；
1938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干部提拔的第一标准，除了能打仗，更重要的是要看是不是“民众的朋友”；
1941年，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
恩格斯说：“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的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将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锤炼成为镌刻进骨子的信念意志，转化成为强军胜战的过硬本领，正是军队好干部应有的样子。
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明确了担当强军重任高素质干部的原则性要求，赋予了军队好干部标准新的时代内涵。这是理论也是实践，是目标也是标尺。
陆军某部“党支部建设模范红三连”，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红军连队之一，其革命先辈在长征途中建立“草地党支部”，形成的“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连魂传承至今。忠诚信念淬成胜战刀锋，坚强堡垒带出英勇猛士，连队在革命战争年代参加大小战斗350余次，被誉为八路军“太行山上的铁拳头”。既有跟党走的铁心，又有能打仗的铁拳，这个连队涌现出王树声、许世友、李德生等著名战将。
忠诚者善战。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原先苏区的几个教育机构被精简整编为“干部团”，学员们跟着主力部队边打边学，把课堂搬到战场，在最险峻的环境中为红军提供着人才支撑……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毋庸置疑，“最好的干部”只能源自最优质的教育培养。
1936年，斯诺笔下的“高等学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一个原先是羊圈的窑洞里开学了，堆石头砖块为桌椅，糊泥土石灰为黑板，捡敌人撒的传单当作业本。一批平均年龄27岁，却积累了平均8年作战经验的学员，在如此简陋的条件和战火纷飞的环境中，静心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同时，毛泽东要求购买教材“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于是，僻瘠峁梁的窑洞里，摊开着西方名震一时的军事专家约米尼、克劳塞维茨等的专著……
格局决定大局，定位确定方位。山沟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也能出一代名将。透过窑洞油灯的光芒，可以“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也清晰地“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一时人才，皆出其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开办着30余所各类高等学校，先后培养出10余万军政干部。当时有个通俗的说法，到延安主要是学会“两法”——辩证法和作战法。思维视野和打仗本事，二者集于一身即为人才、即是好钢。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得”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要“得”一群人、一批人，甚至几代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也是担当作为、大有可为的时代。选好人、用对人，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激励。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整准确理解把握军队好干部标准，把这一标准全面落实到干部工作各环节。新征程上，各级正坚持军队好干部标准，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不断增强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准确性、公信度，真正把那些谋打仗、钻打仗、能打仗的干部选准用好，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三
好钢关键是“用”。如果只是拿在手中连声赞叹“好钢好钢”，或者随手将好钢用在刀把刀鞘上，那么，无论道理讲得有多精彩，结果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军队好干部标准能不能在部队落地生根，内化为优良的政治生态，盘活干部队伍资源，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在干部工作的全部过程、各个环节，始终坚持贯穿公道正派、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原则。
“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回顾我军发展壮大的征程，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拥有一批能征善战的军事指挥员。百战生百将，优秀的军事人才必然来自战争实践的锤炼。一些前辈用质朴的语言回忆说：把战场当筛子，听弹片说话，看战果筛选人，打仗就是对干部最公正的审查。
打仗也是打将，对战场将才的最佳选择，就是对战争胜算的最大争取。所以，提高知事识人穿透力精确度，是正确精准选择人才的基础。
开国上将韩先楚曾回忆：“光排长一职，我就干了4次！”但每次他都靠着坚定意志和英勇善战从头再来。
1934年，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了几千银元，可装银元的麻袋在激烈的战斗中被打破，银元纷纷落入河中。无奈追兵逼近，只能放弃。这对红军可是一笔巨款，负责运送的韩先楚不仅又一次被撤了职，还被调到不发枪的后勤运输队。
查明事情缘由后，军政委吴焕先表示：银元固然重要，但比银元更重要的是能打仗的人。银元丢了可以再缴获，干部丢了去哪里找？
军旅知兵、战场选将。吴焕先识才用才，韩先楚不负众望，在血与火的战场成长为我军著名战将。
谁拥有更多高素质军事人才，谁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军队是战斗队，带兵人是这支队伍最锐利的刀锋。“利刃出鞘日，锋芒毕露时。”有了这样领兵带队的人，才能把部队带得风生水起，将任务完成得干脆利索。
1945年，一个叫王克勤的国民党兵被我军抓了俘虏。人民军队官兵平等、团结友爱的温暖氛围感染和吸引着这个“解放战士”。在部队的关怀帮助下，王克勤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军事技能，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很快，他就入了党，当了班长。
组织的信任激发了王克勤的创造性。他在班里开展了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活动，使全班凝聚力增强，战斗力成倍提升，打出了赫赫战绩。由此，王克勤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提升为排长。他创造的“三大互助”带兵经验迅速在全军推广，对人民军队的基层建设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从敌军俘虏到“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不是传奇，而是我军选贤任能这把“金不换”尺子度量出的人才效益。有什么样的选人用人导向，就有什么样的人才。
历史至此，又赋新章。
虽然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军面临的形势、任务、考验不同，但干部政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逻辑没有变。军队是要打仗的，打仗是必须要打赢的。这是一个常识，又是一个课题。无论是解读常识还是回答课题，我们都应当记住：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四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一份泛黄的《边区干部考绩书》让人印象深刻。上面用直观的“百分制”来评价干部，由群众代表组成的“考绩委员会”对工作、学习、操行等内容进行考评，明确“90分以上者为一等，升级”，“30分以上者为七等，解职”……
是的，制度不是一切，但一个好制度是成功实践的结晶。和平时期，缺少以战识人的尺子，完整准确理解把握军队好干部标准，推动我军选人用人各项制度往深里走、往实里落，决不仅仅是抓一项工作，而是鲜明地立起一支部队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选拔使用什么样的干部，直接关乎兵心士气，直接关乎部队风气，直接关乎军队建设质量，理所当然地构成了“最大的政治”。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选人用人被视为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出自《尚书》的一个成语很好地概括了这一思想理念——任人唯贤。
今天，这一历经千年的政治智慧已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既彰显了中华民族文明的价值典范，也是对如何选好人、用好人这一我军建设发展的时代课题深识远虑的回答。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一张“以身作则”的奖状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为359旅供给部政委罗章题写的奖状，表彰他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的突出表现。谈及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罗章感悟道，一个好的政策，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要带头去执行，不然谁还能相信你的政策好？谁还会跟着你一起干？
德行其厚，公道存心。选人用人的标准，同时还是一面镜子。事实上，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也是把自己的真实形象、境界格局，一览无遗地公示在大家眼前的过程。我们作为党的干部，应该把按照军队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视为对自己政治品格和党性忠诚度的鉴定。
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这是把干部选准用好的根本途径和基本经验。只有紧抓不放，才能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绝对忠诚、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可靠人手中。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真正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谋私贪腐的思想和行为都同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选拔使用干部当然也不允许有关系特殊的所谓“自己人”、所谓“圈里人”。
风再大，山岭也不会摇晃。综合来看，军队好干部标准着眼军队建设发展实践，从德、能、勤、绩、廉五个维度构建，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体现了党的好干部共性标准与军队的特殊要求，明确了担当强军重任高素质干部的原则性要求，赋予了军队好干部标准新的时代内涵。
“军队各级干部要自觉摆正位置，站稳群众立场，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私心杂念。高级干部要带头恢复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放下官架子、回归革命军人本色，让新风正气在部队更加充盈。”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指示，语重心长。
强军育人新风正劲，事业取人正气沛然。为夯实强国强军的人才基础，确保我军人才总体水平跻身世界一流，让我们——
纵辔以骋节，望路而争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