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英：暗线勇者
■余 戈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航拍。资料图片
雨花台的冬夜，风像刀子。
1948年12月27日，南京城已经能听见江北传来的隐隐炮声。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被歼、黄维兵团被困，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正在崩塌。
雨花台刑场，一片荒坡。几个黑影押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旷野。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晃动，照亮了那人瘦削的脸庞——颧骨高耸，眼眶深陷，胡须乱如枯草。但他的眼睛，依然亮得惊人。
最后一次受审时，中统特派员问他：“你难道不怕死？”
他笑了，笑得很轻：“死，我见过很多次了。”
棍棒击打的声音，闷响，一声接一声。没有叫喊。棉花浸透了药水，死死堵住口鼻。绳索勒进脖颈。然后是一具仍然温热的身躯被塞进木箱，钉死，推入土坑。
他没能等到天亮。
距离1949年4月23日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还有不到4个月。距离他的43岁生日，刚刚过去1个多月。
这个人，生前少有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功绩以“某同志”“某副官”“李同志”的代号，隐没在亲历者的回忆录里。而正是这个人，多次危急关头，帮助我军化险为夷。
他就是卢志英。
图①：卢志英与儿子卢大容合影；图②：卢志英（左）与妻子张育民合影；图③：红军截获的十万分之一云南军用地图（局部），图为皎（绞）平渡周边，红军主力在这里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图④：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望仙埠村的卢志英烈士故居。资料图片
一
卢志英，1905年生于山东昌邑望仙埠村（今属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区）一个贫苦农家。他18岁闯关东，入东北军，后脱离军阀南下，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卢志英不幸被捕，受尽酷刑而不屈，后经党组织全力营救脱险。出狱后他与战友张育民结婚。此后20年，他们并肩深入虎穴，是隐蔽战线上一对传奇的红色夫妻。1930年，卢志英调入中央特科。他精通4门外语，熟悉军事指挥和电台操作，处事缜密而果敢。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濒临绝境。国民党军步步紧逼，苏区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中央决策层意识到，必须向敌人内部打入一枚关键棋子，在最核心的位置截取最核心的情报。
卢志英奉命打入江西赣北第四区保安司令部，担任上校主任参谋，后升任参谋长。卢志英直线对接瑞金中革军委二局，带领刘哑佛、项与年等同志组成“德安小组”，在敌营心脏构建了一条绝密情报线。
时任赣北第四区保安司令莫雄，是国民党元老、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对蒋介石的独裁和排除异己早深感不满，已与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他对卢志英的才干极为赏识，几乎将司令部所有机要事务都交给他打理。
敌人的“剿共”核心机密——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电台密码，几乎全部会经过卢志英之手。刀锋，就这样嵌入敌人的心脏。
1934年9月下旬，江西庐山。
一场足以将中央红军彻底扼杀的绝密会议，正在进行。
100多万人，数百架飞机，以瑞金为中心，构筑半径300华里的环形封锁线。1个月内，包围圈将彻底合拢。
参会者仅限蒋介石嫡系高级将领。莫雄因“剿匪得力”破例获邀。
会议结束当天，莫雄把全套绝密文件——兵力部署表、进攻时间表、联络密码本、作战地图——塞进公文包，连夜下山，交给“德安小组”。
卢志英的目光扫过文件内容时，瞳孔骤然紧缩。
他没有时间恐惧。“德安小组”几个人围坐在一盏煤油灯下，面前铺开那份绝密文件。
“全部内容，必须原原本本送到瑞金。”卢志英的声音很冷静，“但带着这些文件过封锁线，必死无疑。”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用密写药水，把文件内容一个字一个字誊写在学生字典的字缝里。
那一夜，灯亮到天明。
4本普通学生字典，就这样变成了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绝密情报载体。
接下来，谁去送？
卢志英的目光落在了会讲客家话、熟悉赣南山区风土人情的项与年身上。
项与年没有犹豫，接过了4本字典。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任务的凶险——越靠近苏区，封锁越严密。每一个路口都有岗哨，每一个村庄都有敌军驻扎。项与年走了3天，才前进不到100里。
不能再耽搁了。
项与年将自己伪装成乞丐。4本字典被他塞进一个装满馊饭和烂菜叶的布袋里，藏在最底层。他赤着脚，佝偻着背，一瘸一拐地走向封锁线。沿途的敌军哨兵捂着鼻子，将这个“臭乞丐”赶开。
几天后，瑞金沙洲坝。
字典被送到军委二局。密写药水处理后，一份完整的国民党军作战计划展现在中革军委面前。每一个数字、每一条路线、每一天的进攻节奏，清清楚楚……
二
1935年3月30日，乌江岸边。
红军主力背水列阵，身后几十万敌军正步步逼近。
两天前，红军刚刚南渡乌江，占领了遵义以南的刀靶水。但很快，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部就从北、东两面压了过来。更麻烦的是，红军西面的道路也被敌军封死。
总指挥部里，气氛凝重。
利用电台假传军令，调开他们——一个建议浮出水面。
屋里安静了片刻。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方案的风险：如果敌人识破，不仅调不开部队，反而会暴露红军掌握了敌军密码，后续情报工作将全盘受损。但如果什么都不做，红军很可能在乌江边被合围。
与会者的目光最终聚焦到卢志英身上。
此刻，莫雄已被蒋介石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负责在西面堵截红军。卢志英随之出任参谋长兼总务科长。毕节保安司令部有一部合法电台，可以直接与贵阳行辕和各路纵队通信。卢志英不仅精通国民党军令的全套流程，还掌握着最新的密码本。
从乌江前线到毕节，距离几百里，信息传递需要时间。而红军面临的危机，是按小时计算的。总指挥部当即安排人拟妥电报内容，以电讯方式传至毕节，由卢志英使用保安司令部电台发出假军令。
3月30日深夜，毕节。
卢志英坐在发报机前，以“上峰”名义下达命令：“周浑元、吴奇伟两部，立即沿泮水、新场方向加速西进。”
深夜的电台室里，只有电流的嗡嗡声。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不知道这封电报有没有被敌人识破，不知道红军此刻是否还守在乌江边上。他能做的，只有等。
凌晨，回电来了。“遵令。”“即办。”
天亮前，红军主力顺利渡过乌江。一封电报，调走了敌人两个纵队。
事后，卢志英向莫雄请了个假：“回沪办事。”莫雄没有多问，批了假条。卢志英连夜离开毕节，秘密归队，奔赴下一个战场。
三
1935年4月，云南。
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境内后，面临一个比追兵更棘手的问题：没有地图。
这里山高谷深，河流湍急，道路崎岖。没有详细的地形图，大部队在陌生地域行军作战，无异于蒙眼走钢丝。
必须搞到云南军用详图。任务再次落在卢志英肩上。
此时，他化名“李副官”，以“追剿总指挥”薛岳司令部参谋的身份为掩护，孤身潜入昆明。出发前，朱德亲笔写了一封密信，交给他揣在怀中。
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龙云接见了他。他向龙云转达了朱德的密信，阐明了红军的立场：借道北上抗日，不占地，不扰民。
龙云沉默了很久。
4月27日清晨，滇黔公路沾益段。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从昆明方向驶来，沿着盘山公路缓缓而行。车上装的是龙云“赠送”给薛岳的礼物：20份十万分之一云南军用地图、1000包另400瓶云南白药……
卢志英通过秘密渠道，已经将这一趟运输的路线和时间提前传递了出去。红军侦察部队早在沾益附近的公路上设好了埋伏。
“截获”行动干净利落。
地图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案头。依据这批详图，中革军委制定了长征中又一个关键的战略决策：一部兵力佯攻昆明，调动滇军回防；主力部队直插金沙江，抢占皎平渡，彻底甩开追兵。
可以说，没有这张地图，就没有皎平渡的奇袭。而那个只身入昆明的“李副官”的名字，在这段历史中藏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档案解密和亲历者回忆录的出版，人们才逐渐得知：那个在昆明城中泰然自若、在龙云面前不卑不亢、在沾益公路上以“被俘”方式归队的“李副官”，就是卢志英。
四
1935年5月初，金沙江畔。
皎平渡。两岸是刀削斧劈般的悬崖，江水在峡谷中咆哮奔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江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暗礁密布，漩涡一个接一个。对岸是国民党川军布防的阵地，山上修了碉堡，架了机枪。
红军身后是十几万国民党追兵，距离不到两天路程。
中革军委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江。
这是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如果抢不下渡口，红军就会被困在金沙江南岸，重演石达开的悲剧。如果抢下了渡口，红军就能跳出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赢得战略主动。
干部团团长陈赓把前卫连连长萧应棠叫到跟前，指着一个穿黑衣的人说：“这是中央工作组的李同志。这次行动由他统一指挥。前卫连，坚决执行他的命令。”
李同志——卢志英的又一个化名。
卢志英此前已经通过情报渠道摸清了皎平渡的敌情：守敌是川军1个连，不到100人。渡口有两条木船，对岸还有4条。守军白天在江边巡逻，晚上回山上的碉堡睡觉。换岗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
卢志英带着前卫连，从驻地出发，昼夜强行军150里。卢志英走在前卫连的最前面。
抵达渡口附近时，天还没亮。卢志英亲自带着一个侦察班，摸到江边，侦察渡口情况。回到集结地后，他摊开一张手绘的草图，向连排干部下达了行动方案：一排在左翼包抄，控制渡口南岸；二排负责夺船；三排作为预备队，同时负责抢占北岸制高点。
时间定在凌晨4点，这是守敌哨兵最困倦的时刻。
凌晨4点，渡口万籁俱寂。守敌哨兵抱着枪，靠在江边一块大石头后面打瞌睡。前卫连的战士像猫一样摸到江边，无声无息地解决了哨兵。二排的战士跳上木船，飞速划向对岸。对岸的守军听到江面上有动静，从碉堡里探出头来。几颗手榴弹准确地扔进了碉堡的射击孔。爆炸声在峡谷中回荡，惊起了满山的鸟。
不到1个小时，渡口全线被控制。红军缴获了6条木船，控制了南北两岸的所有制高点。卢志英站在北岸的一个山头上，看着信号弹从南岸升起，在夜空中划出两道红色的弧线。他知道，金沙江的大门，打开了。
从5月3日到9日，7天7夜。2万红军，依靠6条木船，在船工的帮助下，昼夜不停地渡江。这7天里，卢志英几乎没有合眼。他守在渡口，协调渡江顺序，处理突发情况，指挥部队轮换。
最后一支部队渡过金沙江时，国民党追兵的先头部队距离渡口只有不到半天的路程。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金沙江南岸的企图，彻底落空。
多年后，萧应棠在回忆录里反复提到那个“李同志”。他不知道其真名，只记得“李同志”话不多，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地上。他记得“李同志”的灰布军装很旧，打着补丁，但洗得很干净。他记得“李同志”走路很快，走山路如履平地，战士们要小跑才能跟上。
他还记得一个细节：渡江任务完成后，“李同志”没有跟着部队北上，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一个人，消失在山间的晨雾里。
他到底是谁？萧应棠困惑了很久。
后来萧应棠才知道，那个人叫卢志英。
五
长征胜利了。
但卢志英没有走到阳光下。对于隐蔽战线的战士来说，“胜利”从来不是庆祝的时刻——敌人还在，任务还在，使命还在。
抗日战争时期，卢志英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在闹市区开设了咖啡馆。这些地方人流密集，三教九流混杂，正是搜集情报的最佳场所。
他精通日语，以商人身份与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建立了联系。保岛喜欢喝咖啡，卢志英就请他去自己的咖啡馆，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套出了大量关于日军在华东的兵力部署和行动计划。
这些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给新四军。
他还利用面包厂的运输车，为新四军运送药品、医疗器械、无线电器材甚至军火。车的夹层里，塞满了盘尼西林和磺胺——那是抗日战场上比黄金还珍贵的救命药。
后来，卢志英奉命出任苏北联合抗日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在敌后开展游击作战。陈毅曾当众称赞他：“卢志英同志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解放战争时期，卢志英任中共华东局特派员、京沪杭情报工作负责人。他深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关，在沪宁杭一带领导建立了30多个地下军事情报小组。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调动计划，源源不断地通过他的渠道送达解放区。
卢志英长期行走在刀尖上。此前他3次被捕，3次脱险，每一次都被严刑拷打，每一次都守口如瓶。他的身上布满了旧伤疤——烙铁的印记、鞭打的伤痕、烟头烫出的圆疤。妻子张育民看到这些伤痕，红着眼眶说：“你还能活着，已经是奇迹了。”
但奇迹不会永远持续。
1947年3月2日，因叛徒张莲舫出卖，卢志英在上海被捕。
中统将他列为“头号要案”，蒋介石亲自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从他口中挖出整个华东情报系统。审讯持续了几个月。老虎凳、火烙、电椅、灌辣椒水、打气、绞头……所有酷刑轮番上阵。他的手指被夹烂，小腿骨被拗断，后背皮开肉绽，多次被电昏过去。冷水浇醒。又是一轮折磨。他一个字都没有说。
敌人又使出了一招：把他的妻子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从上海押到南京，关进看守所的另一个房间。然后，安排他们“探监”。铁窗内外，一家三口隔栏相望。卢志英平静地说：“不要流泪。他们总有灭亡的一天。”又对儿子说：“大容，你要听妈妈的话。爸爸做的事，你长大了就会懂。”
他在狱中写了多首诗。其中一首诗里有这样几句：“世界上惟有为解脱奴隶的命运，才是伟大的斗争；惟有作了自己兄弟们的先锋，才是铁的英雄！才是伟大的牺牲！”
他还把一张小纸条藏进大衣的夹缝里。纸条上只有8个字——
“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1948年12月27日夜，南京雨花台。卢志英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时43岁。
20天后，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基本被歼。不到4个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1949年4月23日占领南京，红旗插上了总统府。
他没有看见。
新中国成立后，杀害卢志英的刽子手被捕。1950年6月，特务指认了掩埋地点。打开棺木时，英雄的遗体已经腐烂，但他大衣夹缝里那张纸条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卢大容把一枚国际和平纪念章别在父亲胸前：“爸爸，中国解放了。”华东军区与上海市为卢志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央人民政府为他颁发了第六十号革命烈士证书。
从庐山到乌江，从昆明到皎平渡……卢志英没有军衔，没有勋章，没有留下多少照片，没有写过一本回忆录。
但他用一生回答了那些沉甸甸的问题——
一个共产党人，可以隐到什么程度？可以扛到什么程度？可以信到什么程度？
卢志英的答案是：隐到无人知晓，扛到粉身碎骨，信到死而无怨。
雨花台的冬夜很冷。但那一夜之后，春天就不远了。
（学术支持：褚 银，版式设计：张世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