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亲历者讲述”，撷取两位老兵的口述故事。一只土陶罐，立起老兵心中永不磨灭的纪律丰碑；一件红棉袄，留下军民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两段军旅记忆，生动映照我军纪律严明、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让我们一起从这些质朴动人的故事里，汲取精神力量，传承优良作风。

——编 者

一只土陶罐

■马志选

我16岁走上长征路，经历过三过草地的艰险，经历过失去父兄的悲痛，也经历过圆满完成任务的喜悦，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在快走完长征时，我被党组织列为发展对象。对此，我欣喜万分。

1936年10月，部队到达甘肃会宁。刚一宿营，我就去帮炊事班做饭。因为没水，我就从一个老乡家借了一只土陶罐，去井里取水。当时，天气很冷，井水冰凉。每次取完水，我都会把盛满水的陶罐紧紧抱在胸前，小心翼翼地朝伙房走去。每次打完水后，我的手指就冻得像红萝卜。那天，我抱着装满水的陶罐快回到炊事班时，突然脚下一滑，跌倒在地，把陶罐摔碎了，我一时不知所措。

随后，我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听了以后，眉头紧锁，表情严肃起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这里百姓的日子很苦，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我们的部队刚到这里，就发生损坏群众东西的现象，会直接影响我军声誉的。”我没敢申辩，只是低着头，泪水在眼里直打转。

那时，战士没有津贴费，拿不出钱来赔偿。翌日清晨，连长和指导员亲自到那户农家赔礼道歉。因为这件事，组织上宣布给我一个处分。听到这个决定，我心里难受极了，本该快入党了，可眼下……

我一连几天情绪低落，不时地责备自己。指导员看穿了我的想法，找我谈心：“小马，今后的革命道路还很长，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几位老党员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也向我伸出温暖的手。他们一次次找我谈心，让我对党的群众纪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一年多后，由于作战勇敢、表现积极，我正式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站在鲜艳的党旗下，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许多年后，我对这件事仍然难以忘怀。因为我深深感到，我党我军能在那种艰苦环境下不断成长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严格的群众纪律，时时处处注意维护群众利益，从而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那只土陶罐，是对我进行维护群众利益教育的最好一课。

（马志选，原总后勤部太原基地兵站副站长，1938年5月入党。）

一件红棉袄

■张植枫

1962年的秋天，我出差到北京，有机会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走进“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展览区域时，我的目光被一件红棉袄吸引住了。这不就是15年前我穿过的那件棉袄吗？上面解说词写着：“此棉袄，是老解放区山东莱阳县小李村王秀兰同志的。她用这件棉袄，为两名革命战士御过寒，挽救过战士的生命……”看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

那是1947年冬，国民党军进攻胶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第9纵26师在即墨打了一次阻击战。战斗结束后，我们第77团来到莱阳城西北方向的小李村作短期休整。我当时在团卫生队工作，就住在王秀兰大婶家。

当时环境艰苦，卫生条件差，疥疮的发病率很高。我们买不到凡士林或猪油，就用花生油配制“疥药膏”为官兵治病。一天，我取药膏时，不慎将药盆弄翻，药膏浇到了棉袄前襟。正当我不知所措时，秀兰大婶和她13岁的女儿秀子听到响声走了进来。大婶一面安慰我，一面找旧布擦我衣服上的药膏，但怎么也擦不干净。她们在外间一阵嘀咕，不一会儿，秀子拿来一个蓝包袱，外面还沾着些碎草末。她把包袱放在炕上打开，里面是一件红棉袄。这时，秀兰大婶走进来，拿起红棉袄对我说：“快把脏棉衣脱下来，换上这件红棉袄吧！这还是我出嫁时穿的，怕国民党来抢去，我把它藏在厢房草堆里了。”

娘俩催我把红棉袄穿上，随后都去了灶间。我脱下棉衣，拿起红棉袄端详起来：棉袄是斜襟的，衣襟和领子都镶着黄边。我无可奈何地把它穿在身上，低头打量着，“扑哧”笑出声来，心想，男子汉穿件红棉袄，像什么样子。我想翻过来穿，可是里面竟然也是红色的。我只好把它放在一边。秀兰大婶进屋见我还没有换上，一下子明白了，着急地说：“十层单不如一层棉，你这样会着凉的。晚上又不出去，穿红的怕什么？暖和就行呗。”

秀子见我扭扭捏捏，像个大人一样给我上起了“政治课”：“红的有啥不好？好事就是用红色代表。革命红旗、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工农红军……你穿红棉袄，就成了‘红军’了！”她嘴像爆豆似的，这么一说，大婶和我都笑了。

这时，一阵急促、嘹亮的集合号声响彻夜空，原来是部队要进行行军前的检查。我把红棉袄贴身穿在里面，把单军衣罩在外面，就赶去集合了。虽然寒风刮过，可我从身上到心里，都是暖融融的。

全队检查完毕，我回到秀兰大婶家。秀子正在炉旁翻来覆去烤我的棉衣，又听见东侧房间传来“嘣嘣”的声音，大婶正在弹我那件棉衣的棉花。她见我走进来，说：“你大叔给部队抬担架去了，他要在家就好了，他弹得更好。”

我回头看到秀子身上的棉衣只剩下两层单布，便明白，她身上的棉花都加到我那件黄棉衣里了。我转过身，把眼泪擦了擦。大婶安慰道：“你在冰天雪地里行军打仗，可不比我们在家。我与秀子商量，把她新棉袄的棉花扒出来，先给你絮上。你走后，让她穿那件红棉袄。等以后日子好过了，我再给她做件红花缎子的。”

第二天，集合号声响起，我起床后看见被子上盖了一件又干净又松软的黄棉衣。临走时，我把那件红棉袄方方正正叠好放在炕头上，向它敬了一个军礼，并向秀兰大婶和秀子依依不舍地告别。

行军路上，卫生队张副队长见我的棉衣一夜间变了样，感到纳闷，走过来问我，我便向他叙述了经过。他不住地点头说：“老解放区的人民，向来把我们当亲人。在这个村，只几天时间，类似的事仅我知道的就不下十几桩。总有一天，喝墨水多的人会把它写成书，拍成电影，留给后人，代代相传。”这时，不知谁领头，唱起了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军队和老百姓，嗨哟，咱们是一家人……”

（张植枫，原解放军第358医院放射理疗科主任，1947年10月入党。）

（以上两篇口述文章摘自《红色血脉》（解放军出版社）第一卷——“深情颂伟业、永远跟党走”主题征文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