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第一等好事”
■余海玉
古人云：“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翻阅红军长征亲历者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史料，有个细节让人动容：万里征途中，许多红军将领在战斗和行军的间隙都保持着读书的习惯，甚至在生死悬于一线时，仍读书求索。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更是这支军队、这个政党历经磨难，仍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一个个胜利的深层密码。
书挑子里藏乾坤
跟随毛泽东同志走上长征路的警卫员陈昌奉清楚记得，长征出发时“主席的全部行装是：两条毯子，一个洋布被单，一块油布，一把破伞和一个书挑子”。这个“书挑子”里的书籍，伴随毛泽东一路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
全程亲历长征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根据她的讲述，毛泽东在一路转战中仍然坚持读的是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后文称《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文称《“左派”幼稚病》）等书。
实际上，早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已经读过这两本书。在苏区时，毛泽东把《两种策略》寄给彭德怀，上面还用铅笔写着一段话，大意为：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后，毛泽东又寄给彭德怀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在书上写：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与彭德怀分享读列宁这两本书所得的启发，表明毛泽东是联系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来领会其要义的。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反复地读，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1964年，毛泽东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自己“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长征途中阅读的书籍，很多是红军1932年打下福建漳州时搜集而来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还有他非常喜爱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这本书带给毛泽东诸多启发。《反杜林论》是恩格斯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的书，分别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3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杜林论》中文版的译者吴黎平回忆，1932年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主动和他讨论《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还评价他翻译得好。在长征行军中，毛泽东丢弃了好些衣物，但这本书却一直带在身边。吴黎平回忆，“记得在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后，毛主席有一次对我说，‘你看，我把这本书带过来了。’”可见毛泽东对《反杜林论》的喜爱和重视。
长征途中读书，不是脱离现实的闲情逸致，而是毛泽东立足斗争实际、研判局势的重要方式。依托对这些经典书籍的学习和思考，毛泽东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他用读到的理论思考路线问题，为决策提供思想武器。
保护古籍留美名
走上长征路时，徐特立已经57岁，是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老兵”。这位受毛泽东尊敬的老师，对书籍的热爱近乎痴迷。
红军过遵义的见证者、遵义地下党员周济，回忆过徐特立在遵义时的一个细节：徐老的身体不好，正在“打摆子”（害疟疾），他身上揣着治病的“奎宁”，还有一本《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与恩格斯》；看一阵书，又吞两颗药。
据另一位见证者、遵义当时进步文化团体“红军之友社”成员之一的余选华回忆，在遵义时，徐特立托他找到《遵义府志》，了解遵义地区的风土人情，称赞编著者很有学问。后来，徐特立又去老城拜访遵义书法家王石珊，见几名年轻战士正烧书取暖。一向温和的徐特立十分生气，当即制止并耐心教育了他们。为了保存好遵义的珍贵文化典籍，徐特立让大家先到革命委员会打封条，把藏书封存起来，然后再集中放到《续遵义府志》的撰写人赵乃康先生家中，请其代为保管。赵乃康深受感动，写下《呈徐老》：“军中忙无暇，积极救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
随后，徐特立向红军总政治部建议加强对红军战士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和宣传。从此，红军长征的路途中出现了醒目的保护书籍和文物的标语。根据遵义会议研究专家费侃如等人考证，红军二进遵义时，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曾居住过的房间里，刷了一条“保卫书籍 不要乱拿”的竖版标语。虽然标语字迹不太工整，却见证了红军重视文化、保护书籍的往事。
在遵义期间，徐特立还和余选华来到位于遵义老城的通俗图书馆。徐特立在楼上发现了《三通》，即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明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历史书，相当于《二十四史》中的志书总结。徐特立见了，如获至宝，兴奋地说：“毛主席正在找《三通》。”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徐特立和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交流过读书心得，并且一路都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
徐特立除了自己读书，一路上还坚持不懈教红军战士识字。不少出身贫苦、目不识丁的红军战士，跟着徐特立一路行军学习，识字读写能力稳步提升。这位“长征老青年”，一边坚持自学求索，一边倾尽心力传播文化火种，用一言一行告诉身边战友，越是艰苦，越要学习求真、积蓄力量。
日记之中满书影
长征途中，陈伯钧在3个方面军都任过职，曾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这种情况下，陈伯钧始终保持利用碎片化时间读书求知、坚持记日记的习惯。
1935年8月初进驻两河口后，陈伯钧记录12日“看《两种策略》一书”，13日依然看这本书，14日“午后，看完列宁所著《两种策略》一书”。
陈伯钧的长征日记中，随处可见有关读书和写作的记录。一路上他读了刘伯承著的骑兵战术书籍、德译本《战术讲义录》以及《特种战斗》《武装暴动》等书。他还将所学知识进行整理，给战士讲课。1936年4月至6月驻瞻化期间，陈伯钧为教导队讲授了《对敌人骑兵的战斗》《排担任侦察》。他还在日记中提到自己起草修改《步兵动作》《侦探勤务》《简易的设计动作》《西北敌情》《行军宿营》等书册，好多天都是忙到很晚才结束。
1936年9月，陈伯钧在夜行军中，因坐骑受惊摔了下来，头部和手部受伤，但读书的习惯不改。他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读《唯物史观》第二章，《有定论与无定论》全部。”9月9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提到：“看完《唯物史观》第三章，《辩证唯物论》的全部。”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陈伯钧，利用长征中的零碎时间坚持阅读军事书籍和哲学理论，并不断总结运用或编撰军事著作。这为他后续指挥作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勤学星火耀征程
长征途中读书好学之风遍布全军，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留下了勤学事迹的记载。“长征四老”之一的董必武，在长征途中任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勤务员钟珠瑞回忆，董老有两块油布，一块披在肩上挡雨，一块搭在马背上遮书籍。任弼时一路上带着两个铁皮箱的书，自己拄着拐杖步行，让马驮着书。刘伯承行军途中坚持研读俄文军事著作。邓小平长征期间曾主编《红星报》，转战间隙坚持编审稿件、研读时政理论……他们勤学苦读的星火，如一束束光，照亮前进的征程。
许多老红军回忆，沿途经过书店时，书籍、报刊、文具被红军官兵争相借阅购置，读物迅速一空，直观印证了长征中全军高涨的学习热情。许多普通红军战士，白天浴血奋战、阻击敌人，夜晚围坐篝火旁听读报、学识字、悟道理，从目不识丁的贫苦子弟，成长为有信仰、懂文化、明初心的革命战士。对知识的渴求和对革命的探索，像一种看似无形却重若千钧的力量，支撑着这支队伍历经千难万险而从不言弃。
红军官兵读书学习，为的是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担架上研马列、徐特立奔走护古籍、陈伯钧病中读书忙的鲜活身影，连同万千红军战士篝火求学、路边识字的动人画面，共同铸就了长征路上“越是艰险越向学”的红色丰碑。
